就是说有些方面是膨胀,如房地产、粮食和能源等，有些方面是紧缩，如电子信息产业、家电业等。说不清到底是属哪种的情报况属双通局面。

一、什么是通货紧缩 　　国内经济学界在判断中国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时看法不一，大致可以归纳为六种观点：（1）并未出现通货紧缩；（2）仅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3）出现了轻度通货紧缩；（4）出现了严重通货紧缩；（5）出现了通货紧缩，严重程度不明;（6）“通货紧缩”一词尚无规范定义，改用“经济紧缩”一词概括当前形势(刘树成：通货紧缩：既不能估计不足，亦不可估计过重，《经济研究》，1999.10)。各派之间之所以会在基本判断上出现分歧，主要是因为对通货紧缩概念各持不同的定义。目前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1）“单要素定义”，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普遍和持续下跌；（2）“三要素定义”，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普遍和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连续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3）介于以上两种定义之间的“双要素定义”，用价格和货币供应量指标考察通货紧缩，而不重视经济增长率因素(沈炳熙：通货紧缩理论观点综述，《金融参考》，1999.7)。其中“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提法较具代表性，即通货紧缩是“减少货币发行量以提高（单位货币）购买力或减轻货币贬值，并引起物价普遍下降的过程”，“它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的出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通货紧缩与反通货紧缩，《改革》，1999.4，P58)。“名不正而言不顺”，对基本概念的分歧阻碍着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所以尽快对通货紧缩的概念达成共识是深入研究通货紧缩问题的关键所在。 　　以上三种“定义”均未涉及通货紧缩的本质，而通货紧缩的本质是制定判断标准的依据所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一对相反的概念，从两个方面反映着相同的规律，即货币不只是“一块遮挡实际经济力量活动的面纱”(庇古：货币只不过是“一块遮挡实际经济力量活动的面纱”,《货币面纱》，1950，P18，转引自《中华金融辞库》P1594)，货币供给的增减可以改变商品的供求关系，进而对经济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国内学界对通货膨胀研讨了多年，已经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通货膨胀是指外生的货币供给超过了内生的货币需求，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一般价格水平随之上涨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货币机制。一般来讲，增加货币供给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控制条件，所以该条件经常表述为是否达到充分就业。本文不采用后一表述，因为我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控制条件与发达国家不同。在改革的前20年，我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几乎都是由基础设施状况控制的。)，那么增加货币供给一定能够促进投资与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此时价格或者不上涨，或者小幅上涨。这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所谓用“温和的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一旦允许通货膨胀发生，就很难将其长期控制在“温和”的状态，而不发展到后面一种情况。第二，如果一个经济已经达到了生产可能性边界，那么继续增加的货币供给无法继续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数量增加，只能推动消费和投资的价格上涨，经济增长不会加快，而一般价格水平会加速上升，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恶性通货膨胀。此时单位货币代表的购买力持续快速下跌，货币先后失去其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等职能，经济增长过程甚至经济秩序被破坏。 　　与通货膨胀相对应，通货紧缩是指由于外生的货币供给低于内生的货币需求，导致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率偏低，社会生产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减少货币供给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如果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或者之外，通货膨胀随时可能发生，那么此时突然减少货币供给有可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使经济维持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所有国家政府在确认经济出现过热时都会迅速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并辅之以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这种情况不是通货紧缩。第二，如果经济已经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减少货币供给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实际经济活动更加远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这就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通常是内生的，如果政府不及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抵销其作用，经济有可能进入通货紧缩螺旋（Deflationary spirals），即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循环降低，经济活动萎缩，出现衰退。 　　二、如何判断是否发生了通货紧缩 　　与通货紧缩定义同等重要的是通货紧缩的判断方法。有学者试图通过计算经济内生的货币需求以判断货币供给是否适量，但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而失败。如在前面定义中所述，判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最直接的办法是比较外生的货币供给是否偏离内生的货币需求太远。如果能够计算出实际经济内生的货币需求，那么不仅可以判断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且对货币政策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根据如下简化了的货币流通方程：PT＝MV 如果等式中的价格P、交易总量T和货币流通速度V都是已知数，就可以计算出内生货币需求M。难点在于货币流通速度无法直接测量，只能通过货币流通方程求得。所以，通过货币流通方程计算货币需求的必要条件是假设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成为一个常量。可是研究发现(易纲：中国的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降低，而且变化不稳定：在1979年到1984年间，中国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和(准确的表达应该是：（1＋M2增长率）＞（1＋通货膨胀率）×（1＋GDP增长率）。式中，由于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远小于1，二者乘积可以忽略不计，上式于是简化为：M2增长率＞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减慢，大量货币沉淀在经济中；而在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总体情况还是货币增长率大于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和：M2平均年增长率为25.5%，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0.35%，GDP增长率为9.79%，但是有5年（1985、1988、1989、1993、1994年）货币M2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和。对这一现象，国内外学者至少提出过三种解释性假说，例如官方统计低估了通货膨胀率、中国存在强迫储蓄、货币化进程消化了多增加的货币等等。这些解释是否成立尚存疑问，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假设已经不成立，内生的货币需求也就不可计算，用货币数量判断货币形势化为泡影。所以，目前只能依靠研究宏观经济指标和观察微观经济活动了解货币运行情况，判断货币供给相对于货币需求是多是少。 　　目前经济学界在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时，过多关注价格因素，过分强调价格变化，这其实是一个误会。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价格上涨率被作为衡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称为“通货膨胀率”。这一称呼容易使人误以为只要价格上涨就是发生了通货膨胀，价格下跌就是通货紧缩。事实上，“通货膨胀率”是一个常年计算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并不表示常年都有通货膨胀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果年价格上涨幅度低于5%，政府就会认为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美联储则认为3%以下的价格上涨是可以接受的(陈东琪：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互换位时代的政策操作，《财贸经济〖BFQ〗》1998.11P15－24，或人大复印资料F62，1999.2P83)。尽管价格指数的变化程度是衡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但它根本不是判断是否发生通货紧缩的指标，也不是判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的唯一指标。 　　首先，价格上涨不足以说明发生了通货膨胀，价格下跌也不足以说明发生了通货紧缩。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价格无时无刻不在波动之中。只有由于货币供给增加引起的价格上涨才可以称为通货膨胀，不是由于货币供给变化引起的价格上涨，就不能称为通货膨胀。例如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石油价格上涨使石油输入国工业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大涨，以致价格水平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个别主要依赖石油输入的国家甚至出现经济衰退。这不是通货膨胀。同样原因，不是所有的价格下降甚至持续下降都可以称为通货紧缩。例如，1866年到1896年的30年间，美国的价格水平持续下跌。1866年需要100美元才能买到的东西，1896年只值54.44美元。但是同期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7.5%，既高于前期1849年到1866年的17年间年均增长率2.3%，又高于后期1896年到1920年的24年间3.5%的年均增长率，而前17年间价格上涨76.89%，后24年价格上涨106.98%(有关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互联网，http://www.westegg.com/inflation/；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自刘树成：通货紧缩：既不能估计不足，也不可估计过重，《经济研究》，1999.10)。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更加说明问题，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860年到1890年增长了6倍，从世界第四跃居世界第一，达到94.98亿美元，远高于英 国的42.63亿美元，德国的33.57亿美元，法国的29亿美元(《世界通史》近代卷下册P782～783，人民出版社)。这不是通货紧缩。 　　与导致价格上升的非货币因素相比，推动生产成本和价格降低的因素更多，比如生产力连续提高或者贸易壁垒逐步消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重大技术创新或者制度创新有可能大幅降低重要大宗产品的生产成本，使整体价格水平在较短时期内快速降低。例如，Intel公司创始人之一Gordon Moore在1965年曾经预言集成电路中的晶体管容量每18个月将翻一番。此后30年芯片产业的发展应验了这一预言，每过大约18个月左右的时间，同样价格的芯片性能差不多提高1倍，而性能相同的芯片价格大致降低一半。Moore的预言于是被称为“摩尔定律”。如果只看到价格而忽视生产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将上述美国经济的辉煌历史断定为通货紧缩，可谓失之千里。 　　其次，发生通货膨胀时价格必然上涨，发生通货紧缩时价格却不一定下降。如果经济增长尚有潜力，那么增加货币供给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当货币供给已经增加，而价格尚未上涨的时候，经济中可能存在着“通货膨胀压力”，居民可能具有“通货膨胀预期”，但不能说发生了通货膨胀。所以价格上涨是判断发生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相反，价格不能及时反映通货紧缩的出现。货币供给一旦低于内生的货币需求，首先会影响有效需求以及经济增长率，这时就已经发生了通货紧缩。但价格不一定出现下跌，即使下跌，也有一定的时滞。当价格指数、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给都呈下降趋势时，通货紧缩有可能已经严重甚至坠入了通货紧缩螺旋。以日本为例：日本消费者价格指数从1990年到1999年的10年间分别为3.1%，3.3%，1.7%，1.2%，0.7%，－0.1%，0.1%，1.7%，0.4%，－0.5%。10年中仅有两年价格略有下降，其中前两年还高于80年代平均消费者价格指数2.5%(数据来源：http://203.207.228.129/world/around－world/imf/contents/m98ap03w.htm，世界通货膨胀率汇总表)。但是日本90年代出现了严重通货紧缩。从货币投放可见一斑：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采用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使基础货币年增长率从1992年到1994年间的1.5%大幅提高到1995年到1997年间的7.9%。但是广义货币（M2+CD）的平均年增长率在1995年到1997年间仅为3.2%，略高于1992年到1997年间的2.23%。 　　综上所述，价格上涨是判断发生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在判断是否发生通货紧缩的时候，价格下跌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的考证：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如《简明新美国大学词典》仅以货币供应量的下降来定义“通货紧缩”，其中完全没有提到价格。宏观组：通货紧缩与反通货紧缩，《改革》，1999.4，P58)。“单要素定义”将价格下降当成发生通货紧缩的充分条件，而“三要素定义”和有些“双要素定义”将价格下降当成 必要条件，在判断经济形势时都容易失之偏颇。“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表述，也将价格下降作为通货紧缩的必要条件。本文认为，判断是否发生通货紧缩时，应该着重关注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两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而不应过多考虑价格因素。 　　三、通货紧缩与货币制度的关系 　　通货紧缩在金本位制时代经常发生，但并非坏事。在金本位制条件下，黄金跨国流动可以自动调节各国的货币供给，实现均衡。这一机制是通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发生实现的。当一国对外贸易顺差时，本币汇价随即上升；当本币汇价超过黄金输入点，境外黄金就会流入国内，使国内信用扩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直至对外贸易恢复平衡。相反，如果一国对外贸易逆差，则该国本币汇价下跌；当本币汇价超过黄金输出点时，境内黄金将流出国内，致使国内信用收缩，物价下跌，通货紧缩，直至对外贸易恢复平衡(曾康霖，殷孟波：《货币银行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P26)。这个理想的自动调节机制是各国舍不得放弃金本位制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金本位制条件下，即使不受战争和灾害的影响，黄金开采量仍然始终严重限制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使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处于通货紧缩状态。这是金本位制的致命弱点，也是金本位制最终被淘汰的最重要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着所谓通货紧缩偏向（deflationary bias），并以战后恢复时期的经济为例。在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和国内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战争结束后，英美各国都曾进行“强制性通货紧缩”(刘树成：通货紧缩：既不能估计不足，也不可估计过重，《经济研究》，1999.10)。事实上，战后的通货紧缩是恢复战争中被迫放弃的固定的黄金平价所付出的代价，是各国政府固守金本位制的代价。如果降低货币的黄金平价，让本国货币贬值，就不必付出通货紧缩的代价。1923年凯恩斯在《币值变动的社会后果》中提出了用货币贬值政策取代通货紧缩政策的主张(曾康霖：关于通货紧缩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99.11)。罗斯福政府采纳了这一主张，用货币贬值取代通货紧缩对新政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Peter Temin语，转引自：吉尔伯特C乔伊：通货紧缩的威胁与对策，《经济研究》，1999.10)。 　　在信用货币（fiat money）制度中，货币供给不再受黄金开采量的限制，各国中央银行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增加货币供给，从而轻而易举地消灭通货紧缩。从此“通货紧缩成为世界上最容易避免的事情，只要印刷更多的钞票就可以了”(Milton Friedman语，转引自：吉尔伯特C乔伊：通货紧缩的威胁与对策，《经济研究》，1999.10)。不仅如此，还有充足的利益驱使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第一，增加货币供给能直接增加政府的收入，即通货膨胀税；第二，通货膨胀可以降低政府未偿债务的实际价值；第三，通货膨胀可以降低税收实际起征点，增加政府实际税收收入(戴相龙，黄达：《中华金融词库》，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P73)。同时，居民对实际货币工资的上升比对价格的上升感受更加直接，这种“货币幻觉”使他们能够接受温和的通货膨胀。而且增加货币供给至少在一开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既然温和的通货膨胀好处如此之多，何乐而不为之？所以，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通货膨胀偏向”取代了“通货紧缩偏向”，通货膨胀取代了通货紧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如前所述，通货紧缩可以被轻易克服的关键在于中央银行可以无限制地供给货币，但是，如果中央银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例如经济已经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就可能发生难以克服的通货紧缩。所谓流动性陷阱，最初只是凯恩斯的一个思想实验：当货币供给量增加使利率降低到一个临界水平，继续增加的货币供给将全部被货币的投机需求所吸收，增加的货币供给对债券价格和利率不再具有调节作用，利率呈货币供给刚性(戴相龙，黄达：《中华金融词库》，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不仅凯恩斯本人并不能肯定是否真的存在流动性陷阱状态，直到90年代初，经济学教授们讲解流动性陷阱时也没有合适的案例(1994年，Dombusch和Fischer在《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还这样写道：“凯恩斯自己也无法确认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现象。6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不知道。”)。直到近年来Paul Krugman等经济学家在研究日本经济衰退时才发现了现实经济中的流动性陷阱和它伴随的难以治理的通货紧缩。日本的隔夜拆借利率只有0.02%，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从1990年的8.7%降低到现在的1.8%，而一些短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仅为0.055%。 　　国内外学者对日本通货紧缩都有较详细的研究(中文资料见王洛林、余永定、李薇：日本的通货紧缩，《世界经济》，1999.2,P32－38，或人大复印资料F8世界经济，1999.4,P89；英文资料同注① )，日本当前的通货紧缩的形成可以简要概括为一个链式过程：泡沫经济崩溃——大量不良金融资产——金融机构紧缩信贷——流动性陷井——通货紧缩。日本出现流动性陷阱的直接原因是金融机构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使日本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失灵；金融机构紧缩信贷是因为突然出现大量不良资产，预提的坏账准备金和银行资本金不足以冲销坏账，金融机构被迫压缩资产规模以维持流动性并争取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金融机构突然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是因为日本的 金融监管不力，金融机构长期违规放款，泡沫经济崩溃使大量高风险贷款成为坏账。 　　四、中国经济与通货紧缩的关系 　　中国经济与通货紧缩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第二，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发生通货紧缩的可能？下面分别回答这两个问题。サ谝唬根据前文提出的通货紧缩的定义和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尚不足以说明出现了通货紧缩。如表1所示，M2增长率在1994年略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价格指数的乘积，反映了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抑制经济过热；1995年基本持平；之后3年M2增长率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与价格指数的乘积，货币供给超前于经济增长，不存在通货紧缩。如果对这一基本形势判断失误，一味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彻底防止了通货紧缩的同时，通货膨胀恐怕会卷土重来。

判断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根据不外乎三种，均经不起推敲。其一，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如前所述，价格下跌既不是通货紧缩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其二，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给增长率持续下降。然而M2增长率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与价格指数的乘积，经济增长率下降和价格水平下降均不是货币因素造成的；其三，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特别是“下岗”人数从1993年的300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891万人，此后3年实际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劳动力供给不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控制条件(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控制条件，所以该条件经常表述为是否达到充分就业。本文不采用后一表述，因为我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控制条件与发达国家不同。在改革的前20年，我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几乎都是由基础设施状况控制的)，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等于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所以，以上三条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　　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着发生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潜在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金融机构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并且有可能因为泡沫经济而突然增加，导致发生类似日本现状的通货紧缩；第二，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现行金融制度中存在着金融压抑，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发展。 　　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与日本类似的问题。第一，中国的金融机构有大量不良资产，解决和消化这些不良资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第二，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倾向较重，1994年以来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使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迅速增加，如果政策和监管上防范不力，有再次形成泡沫的可能；第三，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近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证券投机，如果美国泡沫经济崩溃，将对中国外贸以至于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第四，中国将在成为发达国家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尽管人口老龄化本身不会引发通货紧缩，但它将制约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加大解决通货紧缩问题的难度。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滞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低下，有可能出现制度性的通货紧缩，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这一危险表现在中国金融体系的两个层面上：第一，中国金融体制延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和短缺经济时代的布局，过分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行为的分散决策；过分强调政府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责任和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降低了投资人的风险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也降低了资金使用的效率；过分依赖以国有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和以沪深证券交易所为中心的直接融资，抑制了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存在和民间融资行为的发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活力。商业银行由于经营成本和贷款利率的限制，对中小企业贷款不经济，其他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可以成为必要补充。9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城市信用合作社的贷款总额与国有银行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它们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几乎是国有银行的5倍(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为完成的经济改革》，P67，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为资信等级差但增长速度快的私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在国有银行网点稠密的城镇地区能够迅速拓展业务的原因。但是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难免会发生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金融监管部门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加强对金融活动的引导和监管，强化参与者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或者干脆因噎废食，一禁了之。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由于缺乏适用于市场经济的金融监管经验，同时有大量国家计划项目需要资金支持，往往采用后一种做法。中国也不例外。钱庄被彻底取缔、信用社被合并为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业务范围和资产规模大为收缩，不能成为商业银行的必要补充。 　　第二，国有银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资金配置的主渠道，但是其经营机制转变滞后于银行体系的机构改革，尚未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人民银行独立地位的确定和大区行的设置是银行体系机构改革的重要成绩，但是国有银行机制的转变比机构改革更加重要。在商业银行改革完成之前，人民银行旧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失效，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人民银行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在负债业务领域，国有银行之间展开过激烈竞争，而在资产业务和表外业务领域，国有银行普遍动力不足，其原因在于内部存在着约束与激励的严重不对称：一方面，控制风险的贷款约束机制已经建立并有效地控制着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贷款员和审批者个人对贷款承担终生责任直到贷款如数归还；另一方面，履行贷款职责的激励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拥有大量臃员的国有银行在分配机制上仍然是吃大锅饭。在这种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的情况下，国有银行职员拓展资产业务领域和金融工具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金融的要求，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贷款业务远远滞后于这两类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对金融的需要；第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效。中国人民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大大增加了各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头寸，连续调低存款准备金利率，从利益上驱使商业银行扩大资产规模，增大货币乘数。但是，相当一部分增加的银行可用资金变成了超额储备和库存现金。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主要风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所以，针对资金过剩的现状，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国有银行改革、放宽金融约束、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是防范通货紧缩的必由选择。

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名词.

在现实中,通货是膨胀还是紧缩只用一个CPI就能说明问题吗?更何况统计本身就难.

你CPOY过来的 "文章" ，不觉得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猛在一些经济学名词与坊间惯用的词汇打转！

如果对於CPI之於物价的代表性有疑问，这还可以接受，但却看不到任何具体论述！

尽在名词上，下功夫争辩，经济学又不是中国古代的八股科考！

对基本概念的不同定义,必然导致观点的不同.

讨论一下概念理解还是有助于分析问题的.

特别是经济学,常常是当问题分析到最后,却要回到基本概念上来.

但是,至于中国的"双通"-----------从学经济到现在,我还真不知道这两个"通",还能同时存在.

说一个国家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答案只能有一个!

不能说有些部门通货膨胀,有些部门通货紧缩,因为,这两个概念是宏观概念,是用来形容一国经济的.

当前我国还是有些轻微的通货膨胀.

那就不叫通胀了。

怎么不说“三通”阿？

乱造名词！

我是经济的门外汉，只是看了你们这些理解，我还是不明白双通的意思，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只看某个方面的吗？

双通是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最准确的表达。

[QUOTE]

我认为就算有部门分别存在膨胀和紧缩的情况也不能把中国的经济称为双通

这是一个用以衡量经济总况的词,通过分析多部门的经济状况应该能得出膨胀或紧缩的不同结论

这样才能才有可能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加以调控,如果只是看到部门的单独经济状况那做出的不就是微观调控了?

我只分了两大类呀.

这个名词头一次听说，上网查了查，也没有相关的内容，请问蒋老师，这是您创造的词吗？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通货膨胀 用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来衡量是否价格持续上升，您在第七楼的解释，感觉不适合用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理论来解释。

关于通货紧缩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看范从来教授的中国的货币政策与通货紧缩一书好了，非常棒的一本书呢。

蒋老师,我没看懂你的回复

一共就两种情况,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这都是对一国经济的总体评价.你的意思是说有的部门通胀,有的部门通紧?

这准确么?

这两类就已经让政策制定者们找不着门道了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不要杞人忧天!

没明白，你自造的中国特色名词？原来通货膨胀也能按部门划分呀？？不是用物价水平来定义的吗？还是我还没有学到？还是学到的有变化了，与时俱进了？总觉得不大准确，水平没到，也不好批驳什么。嘿嘿，就算你是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吧。

什么双通，分明是你煞笔嘛！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首先，价格上涨不足以说明发生了通货膨胀，价格下跌也不足以说明发生了通货紧缩。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价格无时无刻不在波动之中。只有由于货币供给增加引起的价格上涨才可以称为通货膨胀，不是由于货币供给变化引起的价格上涨，就不能称为通货膨胀。例如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石油价格上涨使石油输入国工业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大涨，以致价格水平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个别主要依赖石油输入的国家甚至出现经济衰退。这不是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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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你自己玩的概念游戏，至少在所有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有“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样的概念的。

一边玩去吧，根本就不懂宏观嘛！

正如一般物价水平的充分上涨是通货膨胀（不考虑计划经济下的价格控制）的充要条件一样。

一般物价水平的充分下跌也是通货紧缩的充要条件。

好吧，既然大家都质疑。我就来详细胡说一通，如果大家觉得我说得还有点道理，请大家为我鼓掌，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