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ecosdu：
沈老师：
您好！
我是研究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我研究的结论是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还是“体制性分割”，即体制内的劳动力获得了普遍意义的高收入，而体制外员工收入的离散程度很高。一些单位为了减少“编制”，采用了大量劳务派遣的方式。我想请您从国外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角度，对我国当前的这种现象加以分析。
我国目前一个争论很大的话题是关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部分学者觉得它们之间是统一的，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按劳分配”存在与公有制企业，“按要素分配”存在于非公企业。我的研究困惑是，“按要素分配”应该是按要素的“贡献”分配，但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贡献往往是难以独立量化的，这也使得我国目前出现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局面，想请教一下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谢谢！

坛友天心风云：
沈老师，您好！
我是国际经济贸易系的研究生，打算用CGE模型（对此模型花了一年左右时间了解，可进行基础性的计算，如9*9部门的gams编程计算等），对贸易和劳动力市场之间联系进行研究，请问有哪些较好的切入点？以及对此主题相关的一些建议？十分感谢！

这个问题似乎不是沈老师重点关注的领域啊！

敬爱的沈老师：
    您好！您所研究的领域也正是学生感兴趣的部分！但由于本人是学数量经济学的！对于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涉猎的不是很深!老师您能推荐一些教材或是文献给学生吗？？万分感谢！

祝沈老师成果多多！

在全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小城镇该如何科学规划与管理，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与趋势，供需是如何变化？？

尊敬的沈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劳动经济学的硕士生，最近特别是十八大过后，关于提高我国就业质量的新闻报道和学术论文有不少。
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就业质量”是个主观概念还是客观的？
第二：如果我要做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的实证研究，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行性，应该从何处入手？
第三:请教一下沈老师，关于就业质量的概念以及量化指标国外或者国内有过哪些研究与结论？
谢谢！！！

沈老师您好，我的问题如下：
1. 就我国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而言，我国的人才供给是否已过剩？如何促进高校学生就业？
2. 在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趋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发生何种情况变化？会更好或者恶化就业形势？

沈老师，我是11年参加厦大暑假培训班的学员，我叫李刚，我们一块聊过天哦，很开心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看见你的消息

讀過一個觀點,但不知其延伸的研究方向.
它提到在研究失業保險制度對個人勞動供給影響的理論中,可以使用最廣泛的是搜尋理論(search theory)。
該理論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勞動者能夠理性地選擇放棄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機會並保持失業狀態,等待在未來出現更好的工作。那麼,是什麼因素決定勞動者放棄或接受新工作提議呢? 它指出保留工資水平和工作搜尋努力程度是直接決定人們勞動供給行為的兩個關鍵因素:保留工資水平越低,搜尋工作越努力,失業者結束失業狀態的概率較大;反之,失業者就業機會較小。失業保險正是通過改變它們,進而影響人們的失業時間和就業狀態。

支持

沈老师，你好！07年参加WISE初次会议的时候见过老师，感觉老师亲切谦虚。以后每次参加WISE学术会议都会询问下WISE学生老师成果怎样了，今年终于读到老师QJE的大作。苦心人终不负！愿闻老师在做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和如何调整心态的技巧？

老师，现代经济学高度数理化了，最近在学习数理和动态的东西，已经读了蒋中一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动态最优化基础》，正在看龚六堂老师的《动态经济学方法》发现有点难，且排版很多错误，您可以推荐一本可以替代的书吗？你可以给我一些学习数理的建议吗？我是在校硕士研究生，本科一所还不错的211，考研调剂到一所二本读硕了，我想读博继续深造，我想考WISE的博士

首先宏观产业政策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只可能针对您的问题谈我想到的几个问题，希望有助于您的思考：
1. 在这个投资新兴产业的“故事”中，中央ZF、省级ZF的目标函数、角色是什么？省级ZF之间的博弈有哪些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省和省在这个问题上哪些差异是需要考虑的？
2.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有哪些是“市场”经济（当我们把省级ZF作为企业考虑）的结果，哪些是非市场的结果（即行为人不需要承担全部损失）？在理想的体制下，是不是也会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比如creative destruction中所描述的？
3.国家统筹规划与控制的理由是什么？短期和长期后果是什么？
4.假说：如果省市需要承担其竞争失败的结果，会不会促进其提高今后的决策能力，这和机制建设有什么关系？和官员的评价有什么关系？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提高省市在这类问题上的决策水平？
5.另外，除了所谓的新兴产业上的这些表象，在其他产业有没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潜在可能，如果没有，那么从中反映出这些新兴产业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特殊属性呢？（自然垄断？。。。）
6．类似于个人对教育的投资，这个过程中信息对于决策的作用是否有可以改进

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特别多的思考，仅仅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去提了一些思考框架。有任何不成熟、幼稚的方面请见谅！

您好！这是有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我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体会可以分享。
大学生就业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研究中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这方面学界的讨论也很多。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思路如下：
1.        如果只是少数大学毕业生的学历与其职位要求不匹配，这就可能仅是个别现象；但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的学历与职位要求不匹配，考虑到大学毕业生为了得到学历付出的各种成本（努力高考，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以及机会成本），这里面应该就有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假设高中毕业生已经知道如果上大学会有相当概率没办法找到匹配的职位，为什么还要上大学？除非对他来说其他选项的净收益是与上大学类似的。假设一个可能的场景，如果上大学，对应初次就业高风险，但一旦就业就可以有高收入、高稳定性；那么不上大学，虽然初次就业风险低，但就业后高收入可能性低，工作不稳定。如果这个场景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那么选择上大学有可能从学生角度是理性的，而部分毕业生事后的初次就业高风险就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这种大学毕业生就业高风险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需要改变市场上不同学历的回报；而简单通过行政手段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和就业收入，可能会强化人们选择上大学的动机，进一步加剧大学生就业“表象”上的问题。
2.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我和Peter Kuhn教授考察用人单位在录用过程中是否会按照职位、学历要求来筛选应聘者。我们发现不同所有制的单位在这方面的表现不太一样。有些单位（比如国有企业）存在偏好高学历的倾向。这就造成博士生抢硕士生的职位、硕士生抢本科生的职位、本科生抢大专生的职位这一社会现象。基于这样的预期，学生就会利用更高的学历为自己的职场加分，教育发挥的不是培养就业技能而是得到就业机会的作用。这本身就是对教育资源、学生精力的浪费。而用人单位整体上并没有从这种学历的攀比中获益。所以是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的。这方面，外资企业的录用与其招聘信息中的学历要求则表现的比较一致。进一步讲，这里我们考虑的是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策略对教育的反作用。而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策略本身从理论上应该是符合用人单位的目标函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然需要考虑这点，另外政府政策也是可以引导用人单位目标函数的。
3.        最后，从宏观上，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当前产业结构，以及它未来的趋势。如果从制造业解决就业的能力以及我国在这方面的大比例看，也许职业教育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一个层次。改变初次就业群体的教育构成是不是要比改变产业结构更快一点？而根据内生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的理论，初次就业者群体的教育构成变化在市场经济反应灵敏的情况下有可能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我认为这方面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方向。

您好！我简单发表一下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供您参考：
1.        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将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用收入水平来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考虑妥当的经济对策呢？是不是过于简单化too much simplification？
2.        首先还是，我们为什么要纠结于这个概念？本质上我们希望能获得答案的是，当前为了更符合现实发展需要，我们是要侧重高科技的资本密集、技能密集、劳力节约产业，还是劳力密集产业？这方面，拥有对我国劳动力结构更基础和精细的各种研究是所有讨论的基础。刘易斯拐点理论应该是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可选框架。从这个角度，我希望能看到更多更深刻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研究。
3.        因人而异，因问题而异。因人而异，从研究人员的角度，需要对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有准确的理解，选择自己有能力有优势的方式。如果在计量方法的追踪理解上有优势，那当然可以结合合适的实证问题应用更合理的计量方法，推动计量方法的实证应用；如果对现实问题更有兴趣，那也不必拘泥于工具的新旧，关键是要用最合理、最有效率的工具去探讨现实问题。研究只要是有实质的贡献，能反映出踏实的态度，我觉得都是好的研究。
4.        在计量软件和工具上的使用，如果能够知道其发展脉络和各种工具的优劣，合理的选择，在研究需要时能很快的掌握就好。在用中学。Learning by doing。我的导师从来没有教过我怎么使用软件，现在各种资料信息很丰富，需要的时候去学就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各种软件和方法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要有所取舍、有所掌控。

您好！失业对个人和家庭可以理解为是一件负面的经济事件。失业保险制度的设计是在各国的政策研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问题中提到有关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中收大于支，我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对于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的情况，我也很惭愧并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和认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加拿大的失业保险制度对于失业时期，再就业工资的影响，用的是微观的面板数据和久期模型。根据我对国外相关文献的了解，简单回复如下：
1.        短期内收大于支，并不能从逻辑上判断失业保险制度有缺陷；在经济周期中，当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收是应该大于支；当经济处于低谷时，收可能会小于支。
2.        国外一段时间对失业保险制度的总体观点是在被动政策的基础上强调积极政策。也就是说，除了对于失业人员给予定期的失业保险金外，还应该在失业人员的培训等方面有针对地采取措施，而这些主动政策的经费也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的一部分。
3.        各国的失业保险政策针对的都是各国具体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也是各有特色。而这些政策的制定一定是建立在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全面、细致的实证分析之上的。而且大量的文献也证实，失业保险政策的选择也会对人们的就业和企业的用人政策有各种影响。对政策、劳动者、企业三者之间的互动的性质规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这方面任何政策建议应该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那么我当前的研究中对企业录用行为的研究，对求职者行为的研究就是希望对认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所帮助。
4.        最后，失业保险政策虽然不同于其他社会福利政策，但在纯粹“保险”的功能外，它还是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的。因此，它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总之，因为做个有关研究，觉得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也有很多大家。这里只能是班门弄斧了。

首先劳动经济学对歧视分为基于偏好的歧视和统计性歧视(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前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3类：雇主歧视，雇员歧视和客户歧视。而后者的出发点主要是信息的不完全或者获得信息的成本。那么根据Becker的理论，用人单位在很多时候是要为其歧视行为付出代价的。因此当产品市场为充分竞争时，歧视的企业会被逐出市场。而我和Peter Kuhn老师对我国网络招聘数据的分析则显示随着对求职者技能要求的提高，性别歧视会有所减弱。
对于您的具体问题，我认为有些是可以通过市场而被驱逐的，比如成长经历等。可能部分用人单位有这方面的要求，当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而只要真正有才华的人才能够有施展的机会，为其就职单位作出贡献，就会使有歧视的用人单位感受到损失。（当然，这里我的逻辑中对用人单位是有所假设的）。

您好！你的问题是一个normative 的问题。而我们现在很多研究是positive的问题。对于什么是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涉及到对不同群体利益的权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很难去判断出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你的问题中反应的更多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状态segmented labor market。这样的现状与我国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与我国原有的国有经济，户籍等等情况可能是密切相关的。当然，也与我国的相关法律是相关的。我的判断是一个合理的、有助于经济整体运行的政策环境应该建立在对现实劳动力市场的准确把握基础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