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态度不错。我就不再说啥了。

我认的是你说我“见识短”。
与理论上争论的对错没有毛关系。

袁隆平劳动的荣誉价值=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瓦特的劳动荣誉价值=功率单位＂瓦特＂；
陈嘉庚的劳动价值=厦门大学＂校主＂；
王进喜的劳动价值=王铁人。
。。。
荣誉价值真的与交换价值不同。荣誉价值的等价物是荣誉＂証书＂，不是货币。用多少钱也买不来＂杂交水稻之父＂这个荣誉。
当一个社会流行花钱买荣誉的时候，把购买荣誉的钱当作成本，经济学就成为＂堕落＂的经济学。

承认个人天赋差别，并使个人依据这种差别竞争不同级别的劳动岗位，享受岗位的优越但不取得岗位租金，拿一样多的工资，才恰恰是社会主义法权而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只有依据岗位不同规定不同的工作级别才是资产阶级法权。
脱胎社会，过渡时期，允许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但请不要认为那是合理的，是社会主义的。这里的合理是指合劳动价值论的理。

美国趋于更大的不平等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以下的一些
促成因素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 富有且收入高的人拥有的资产――教育和用作投资的财富――的回报比以前更高了。高报酬流向受到更好的教育的人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更新的技术需要更高的技能（所谓的技能偏向的技术变革）。
• 财富的持有变得更加不公平。
• 高收入男性和高收入女性结婚的情况比过去更多。这是因为在今天，高收入的男性比过去更倾向于与那些受过更高教育的女性结婚，而这些女性在今天比在过去更有可能为了薪酬而工作。（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也倾向为薪酬而工作，但比过去增多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 工会力量的衰弱降低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
• 曾经被普遍接受的报酬公平的准则似乎已被消蚀：给CEO们支付特别高的工资为人们所允许，同时在经济的许多部门，缺乏有效抗议的非常低的报酬被继续接受。
• 贫困家庭的收入补助（“福利”）的减少迫使更多的人进入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同时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因此低收入者的升迁发达变得更加困难。
• 经济中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导致了许多高薪技术职位的丧失，而正是这些职业曾经支撑着中等收入的家庭。
摘自《理解资本主义》411页。

独立思，不做奴。

人们有时候会说，市场就像是选举，消费者用美元为自己需要的商品投票。如果大量的美元“选票”投向了黄色衬衫，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黄色衬衫会被生产出来。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逐利竞争会确保资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配置，在这种配置方式下，商品将按由美元选票所确定的比例来进行生产。
然而，在市场上为商品投票是一种不寻常的选举，因为有些人投票的次数多于其他人。如果家庭收入中的每一美元都被看作是一张选票的话，那么在2002年，美国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拥有的选票为143,559 张，而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只有9,931 张，前者比后者多出了14 倍。这完全不同于民主政治中的一人一票原则，而是一个填塞得满满的投票箱的经济版。
摘自《理解资本主义》246页。

政治票1人1票，经济票却有人多有人少，差距很大，这样的社会公平吗?和谐吗?
同意两票制而不同意平贵贱，岂非自相矛盾?

劳动时间一样，劳动效用不一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要知道日本人的收入很容易，只要知道他大学毕业时间和年龄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大学刚毕业每月收入20多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多元;30多岁的人一般收入30万～4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3.3万元。据日本的教授讲，一般资历比较高的教授的收入与日本首相相当，都是一年1200万日元左右。日本实行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0%到70%，这些都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大约是0.285，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摘自"中国已超过日本？国务院高官告诉你真实的差距"
http://house.ifeng.com/detail/2015_02_05/50257850_0.shtml

以上介绍的日本的情况,印证了主帖的第2条:平贵贱.
顺便把主帖做点修改,修改为:有高低,无贵贱,生两票,死一传.

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
——法国《人权宣言》（1789）第一条。

我的解释：
自由：自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自己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平等：有高低，无贵贱。
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给某些人荣誉，树碑立传，是基于他对公共事业的贡献。

人之出，精神系；天赋权，劳赋利；利有別，价和誉；分工现，商业起；无贵贱，有高低；两張票，自己的；一張票，供选举；另張票，买东西；恪操守，识道理；讲贡献，享荣誉；自由人，共和体。

简单解释:
人之出，精神系：
人在地球上一出现，就是一个新的精神系统，人以其一个新的不同于动物的神经系统区别于动物。这个精神系统比动物的神经系统具有更高级的能动力量，更广泛的活动范围，更精准的指向目标，更协调的调节机制，更特异的觉悟灵性，更绚丽的文明境界。

天赋权，劳赋利：
所谓天赋权，就是天赋人之权。权力与生俱来，人人权力一样。例如100人，每个人的权力，从一方面看都是百分之一，从另一方面看，都是百分之百。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天然均衡。
所谓劳赋利，就是劳赋权之利。权力一样，但利未必相同。利不是权赋的，而是劳动赋予的。每个人的权力一样，一样的权力由于劳动多少不同所创造的利益和应得的利益是不同的。
传统观点和实践，认为权赋利，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利益。这是人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犯下的根本性、历史性错误，是人类的历史性悲剧。

利有别，价和誉：
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一是荣誉。价值和荣誉都是利，但是有区别。价值是商品经济范畴，荣誉是商品经济体系外范畴。[注：以前我按照习惯,把商品经济体系外由劳动形成的利也叫做价值,叫做荣誉价值,是不准确的]。
亚当•斯密很伟大，一本《国富论》，是关于价之利的思想，一本《道德情操论》，是关于誉之利的思想。私，利，价，誉，权，劳，斯密都涉及到了。迄今为止，和斯密一样，所有的劳动价值论者，对价利和誉利沒有作出明确的区分。

分工现，商业起：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劳动剩余，社会发展就出现了分工，形成共同劳动分工协作的商品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多内容的商业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范围，可能是不同的，但发展的趋势一定是越来越趋向合理。

无贵贱，有高低：
劳动无贵贱，岗位有高低。在一个商业共同体内，人们共同劳动，形成一个劳动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分布着无数不同的劳动岗位，共同生产不同的商品。在这个共同劳动的体系内，工人劳动具有同样的作用，即便是一块短板，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同的岗位，有高有低，条件存在差异，对劳动者的要求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价值是劳动时间，只要劳动时间一样，价值就一样，因此，岗位劳动是无贵贱的劳动。这样，相同的劳动时间，必然发生对劳动岗位的竞争，岗位竞争成为人们努力学习，钻研业务，试图从事高级岗位劳动的动力。因此，无贵贱，有高低的法则并不同于大锅饭法则。

两张票，自己的：
社会每个人拥有两张票，一张是权力票，一张是价值票。这两张票是个人的、不可侵犯的、无差别的，对每个人具有同样的意义。

一张票，供选举：
在现实上，权力票就是选举票，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选举，个人分布到不同的社会岗位和劳动岗位。

另一张，买东西：
价值票是钱票，货币。每个人的钱票是1元，用来买东西或进行投资。

恪操守，识道理：
人们除了在岗位上劳动以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要求人们要有好的操守，不要坑蹦拐骗，卖淫贩毒，鸡鸣狗盗。在所有岗位劳动时间之外的劳动，都是人们自由的劳动时间。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发现发明，认识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形成知识技术，创建新的文明。

讲贡献，享荣誉：
这些岗位外的劳动，形成价外利益，作为全人类的社会福祉。贡献这些劳动的个人，多劳多得，善有善报，获得价外利益。其中贡献大的人，包括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企业家等等，他们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社会为了报答这些人的劳动贡献，授予他们相当的荣誉，树碑立传，把他们的业绩载入史册，保证个人留得生前死后名。

自由人，共和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巨大发展，岗位劳动不再是社会的需要。全部劳动都将是自由劳动。每个人都将是自由人，想干什么可以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可以不干什么，博爱交往，和谐相处，社会成为自由人共和体。

富裕社会的精英主义极端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义的人都认为巨额薪酬差距是正当的，因为由薪酬造成的贫富差距据说要比由继承财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有一批数量很小但薪资很高的高级公务员群体（收入是当时平均水平的50~100倍），这些人最低也是ZF部长级别。这种情况总是被认可的，包括拿破仑本人也认为这种情况合理，因为他本身也是科西嘉贵族后裔，当时认为最聪明能干的人所获的薪水应该能够让他们过上与最富裕的遗产继承者相当的生活（这与伏脱冷所说的完全相反）。正如阿道夫•梯也尔于1831年在法国下议院中的发言所指出的：“行政长官应与所管辖范围内荣誉公民享有同等地位。[46]1881年，法国经济学家勒鲁瓦 – 博利厄解释说，ZF只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做法太不重要。他积极为当时的高级公务员辩护，当时大部分公务员的年收入在“1.5万 ~2万法郎之间”；这位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普通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工资很高了”，但其实“根本不足以维持优雅的生活方式，也不足以留存任何积蓄。”[47]
这种对精英阶层的辩护也出现在最富裕社会的讨论中，这才是最令人忧心的，在精英社会中，奥斯汀所描绘的需求和尊严根本不用考虑。近年来，在美国我们时常可以听到类似的对高管人员那种惊人收入的辩护（他们的收入至少是平均收入的50~100倍）。支持这些高薪的人说，如果没有这样高的薪水，那么就只有巨额财富继承者才能享有真正的财富，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按他们的说法，每年给高管支付的上百万甚至上亿薪酬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48]这样的论调容易为将来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恶化铺平道路。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家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不仅那些身处财富榜顶端的人笃信精英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公平是合理的，许多身处中间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这就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的看法差异。20世纪80年代时，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lamont）对美国和法国数百位“中上阶层”的代表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采访对象不仅有生活在纽约和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人，也有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克莱蒙费朗等小城市的居民。她问了访谈对象的职业、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社会地位的看法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团体和阶层的区别等。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那些“教育良好的精英”总是首先强调自身的能力和道德品质，他们通常用到的形容词包括活力、耐性、勤奋、努力等（此外也有宽容、善良等）[49]。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去和自己的仆人对比个人品性（当然仆人在小说中永远都是默默无闻的）。
摘自《21世纪资本论》429-431页

在欧洲，“懒惰希腊人”和“纳粹德国人”的相互指责之声不断。当然这些极端主张都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反市场”和“反ZF”各有其理由：野蛮生长的金融资本主义确实需要新的工具加以控制；与此同时，作为现代社会国家核心的财税和转移支付体系又变得过于复杂而难以让公众理解，这反过来又损害了这些体系的社会和经济效用。这个双面任务看上去难以完成，这是我们的民主社会要在未来几年面对的巨大挑战。但现在也确实难以说服公众，让他们认为现有的治理机构（尤其是跨国机构）需要新的工具，除非已有的工具能够发挥作用。

摘自《21世纪资本论》393--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