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是得到相当程度尊重的,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对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尤其是资本的积累和劳资关系这两大方面。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到大机器时代这一历史的演进作了比较客观的总结。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不对,而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现在看来理论上不尽完善,所以有马克思▪韦伯等人的理论加以补充。关于马克思“剩余价值”和“劳动价值”论断是马克思针对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总结,现在有人“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未必就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西方资本主义的演进其实已经进入民主资本主义的时期,其特征就是资本的积累是靠效率和智慧而积累。信息时代的到来促成了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世界已成为地球村。这种科学技术对经济领域的的影响,别说马克思没想到,就是列宁毛泽东也没有看到过。
我们所说的民主资本主义是指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和战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冷战和东西方铁幕的形成首先使军事技术的对抗发展成为国家实力的全面对抗。这种国家实力的对抗不再是物质资源和人力的数量资源的对抗,而是以信息流、智力、物流水平的全面较量,是一种以空间信息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科学规划与决策的对抗,是一种建立在高度智能化的高效率社会生产体系的国家较量。这种高效率的社会生产体系带来的资本积累和促成的国家政治态势不再是依靠“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所能获得的。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应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实际上当我们在沉醉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西方经济学家对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比较热烈的;而当我们丢掉革命的幻想时,我们对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退回到近乎原始的状态。当我们在改革之初“产权决定论”大行其道时,我们的决策者有多少知晓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国企改革中又有多少企业领导人具有起码的市场意识?倒是文人王力先生当时看出了一点“门道”:“国企缺眼力,民企缺能力”,所以这种企业改制不过是把家当交给了门外汉或者败家子。实践证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并不是简单的“产权明晰” 就可以实现企业市场化经营的目标,在现今市场化的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不能完整的阐述现代高技术发展条件下资本积累的过程。
经济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系统问题,研究经济问题要具备系统工程理论的全局性、最优性、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实践性观点。经济学从没有单因素的问题,经济学的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其他诸多学科的的发展基础之上,市场化进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用系统的眼光,用系统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所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杨小凯先生关于“后发劣势”的观点在现今中国面临的“改革深水区”大体上已经得到了印证,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基本上是在“统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只顾当下”的简单化思维。总之,在全球化时代不是你想不想加入全球化进程,而是你如何在全球化时期不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