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普选权的论述，过时了吗？(转帖)

新华网（2015年04月09日）转载即将出版的第１５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慎海雄的署名特稿：《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文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必须依靠人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惟其如此，我们的改革才能大道不偏离，始终赢得人民的信赖。”

全面深化改革既然要“依靠人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那么，有一个问题，也必须“问需于民”。什么问题呢？就是普选权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一些人非常害怕普选权。实际上，害怕普选权就是害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说，普选权是“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这是恩格斯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当中论述普选权的观点。我想，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应该具有普世价值。特别是，中国一直宣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话给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唯有按照恩格斯的话去做，世界才能一片光明。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其实，恩格斯给我们指明的那条路，根本不用“摸”，照直走就是了，而且肯定不会错。

西方那些先进国家，实际上就是按照恩格斯的话去做的，结果如何，人们有目共睹。中国一天到晚高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在我们的眼前，为什么不睁眼看一看呢？

难道中国人民不需要普选权？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恩格斯是怎么论述普选权的吧！

恩格斯论普选权

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 000张，1874年为352 000张，1877年为493 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张。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 000张，1887年为763 000张，1890年为1 427 000张。这时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 787 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而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则。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族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作陷阱，看作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url=]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url]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instrument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衡量我们的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够多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集第543-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