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调银行业卷土重来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本月几乎同时宣布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领导层换血以及汇丰(HSBC)全面重组，将代表金融公司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吗？

20世纪最后20年见证了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崛起。在英国，导火索是1986年发生的“金融大爆炸”(Big Bang)。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上世纪30年代规定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分业经营被逐步破坏。看到这些趋势的欧洲大陆的全能型银行，也沿着盎格鲁-撒克逊道路对自身进行了彻底改造。
在英国，零售银行庞大的金融资源意味着它们一开始就成为主导经营者，吸收那些曾经主导股票经纪、做市和投行业务的合作伙伴。但这些收购很少有成功的。股票经纪商、股票自营商和企业交易撮合者并不喜欢零售银行的文化。这些公司之前的很多合伙人通过出售自己的业务变得很富有，他们更喜欢多花时间陪伴家人。而他们以下那些被剥夺分享额外收益机会的收入人群，不幸地被称为“杏仁软糖层”（指企业最高管理层之下的那个管理层级——译者注）。
虽然最初遭遇失败，但并购交易持续加速。1998至1999年期间，桑迪•威尔(Sandy Weill)创建了所有金融集团中规模最大的花旗集团(Citigroup)。在威尔带头的攻势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最终被废除，他还赶走了花旗联合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John Reed)，后者是一位坚持传统的职业零售银行家。
金融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变化。更贪婪、更精明的交易撮合者获得控制权。在投行，交易员（而非高级管理人员）说了算。交易被认为是主要的利润来源，其次才是权力。“杏仁软糖层”的忧虑被他们收到的巨额奖金所驱散，奖金是这些大企业组织的一部分。但威尔的胜利是这一切的顶峰。声誉问题随后开始困扰他创建的花旗集团。
零售银行业的文化本质上有着官僚作风，或许还有点单调，受保证每日数百万笔交易精确完成所必需的程序化所驱使，这与投行冒险、投机的氛围格格不入。它们的结合提供了交叉销售的机会。同时从事多种业务带来信息上的优势。但混业的主要理由是财务上的：由纳税人担保的无息存款基础使交叉补贴成为可能。
虽然这些表面上的协同效应可能为银行带来秘密优势，但这被对消费者和纳税人造成的损失所抵消（通常不止抵消）。这种负面效应会随着不当销售和利益冲突的暴露而变得十分明显，随后就会需要纳税人的支持。不到10年，花旗就不得不接受纾困。
但变化没有立即发生。当音乐不再为花旗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奏响，投资银行家潘伟迪(Vikram Pandit)接替了他的位置。再后来，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与安舒•贾恩(Anshu Jain)分别被提升为巴克莱(Barclays)与德银的首席执行官。
然而，7年后，变化似乎正在开始发生。受人尊敬的德国央行(Bundesbank)前行长埃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来到瑞银，为其投行业务瘦身。当戴蒙德和潘伟迪分别被巴克莱和花旗解雇后，他们被拥有传统银行业经验的恪守制度的专业人士所取代。如今，贾恩已不再担任德银首席执行官。汇丰银行告诉股东，在ZF对其英国零售银行业务实施圈护之前，将重塑这些业务；它们可能不久就会被分离出来。
也许用不了多久，单调的银行业务就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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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陈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