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论认为，价格的变动基于心理作用，而心理作用的现实性在于价格的实际成交。如果效用论也是一种价值论的话，那么价值在效用论那里仅仅表现为成交价格。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非成交价在效用论那里因为纯属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因而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不可研究的——除非通过言辞或者文字等语言学的表现来进行观察。

       任何一种非成交的价格既然不可观察，也不可研究，那么在效用论那里，实际上不存在非均衡状态的研究，而均衡价格的变动不过是一个成交序列而已，在经济计量学中，除非添加时间变量，否则价格理论就只能是静态理论。

       然而，达成均衡的成交背后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例如，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寡头企业中，工资表现为成交价格，但是，这个成交价格与实际的劳动意愿总是背离：委身于寡头企业的在职者多总是并非因为爱好和热情于本职工作而在该企业中供职，反而那些对某寡头企业所在的行业中某一岗位的工作有着长时间研究和热情的人并不能入职该岗位。

       于是，通过价格反推心理基础的效用论在实践中其实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像。相反地，劳动价值论以实践的表现来描述价格，而通过价格抽象出价值。

        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表现为价格，但是，价格本身不是价值。劳动有现实的表现只体现使用价值，而没有劳动为基础的任何心理状态只是效用。当使用价值完成交换，体现为社会必要劳动。这一过程完成了价值运动的第一辩证运动——从劳动到交换。然而，这一过程依然不是完整的价值运动，从而也就不是价值的全部本职。

        使用价值，无论其如何具备劳动背景，无论这一劳动单纯地或者纯粹地为交换而进行或实施，只要这一运动中不含有剩余，那么就只是，且只能是纯粹的简单再生产意义上的交换，这种交换本身只是使用价值总量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变位而已，于是依然不能构成价值。

        当，且仅当交换是剩余价值的交换，于是从创造了使用价值的劳动到作为剩余劳动的价值才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价值。
一家企业中的员工或者任何社会劳动者，其劳动价值的体现永远不在于其口头如何表达，其文字如何表现对某一劳动的偏好而只在于实际的劳动过程。

       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或者企业主关注的不是劳动过程本身，而只是某一劳动是否（可能）提供剩余价值。无论是一个织布工，还是一个程序员，不论其对该种劳动是否热情或者能否就这种劳动作出社会性贡献，如果投资者看不到自身的收益大于其投入，那么这种劳动对其而言就毫无价值。

       效用论如何就劳动的价值进行评估显然是效用论必须解决的问题。基于心理表现的效用论往往只能在最无用处的心理学范畴上验证对象的效用，也恰恰是心理学范畴中，心理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多形多维的。于是，劳动意愿和创造性的表现在效用论中可以表现得与其所要关注的要点毫不相关——一个人可以因为其相貌而适合接电话，而这电话竟然是没有任何图像显示功能的。

       市场经济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状态和官僚垄断特征并行的状态，效用论基础的庸俗经济学不仅抹杀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而且扼杀了经济的生产创造性。

       在西方，重商主义摧毁了封建经济，而资本主义通过价值论解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然而，伴随着效用论兴起，资本主义各国不断面临危机，先是法国在与德国的竞争中失败，然后是英国从日不落帝国巅峰跌落，再后是美国遭遇1929年的大萧条，而那些昏聩的帝国不是解体就是步入***，其中恰好又是效用论的核心。

       中国经济进行了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效用论的理论除了使得这个国家重蹈萧条和生产过剩的覆辙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贡献。倒是在劳动价值论研究日益发达的国家，不断从资本主义原始危机中走出来并在危机中发现突破的可能。

       美国重新把关注点在实践中调回生产领域而不是纯交换的金融领域，英国在创新概念研究中依然别具一格，而德国之所以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与其作为欧洲头号制造业大国不可分割。

       中国经济的被耽误的特征之一就是纯交换型的数字堆砌——即便是生产也纯粹就是为了在交换中取得收益差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贫乏在实际表现中正体现为创新能力的匮乏。

       除非在劳动价值论上取得进展，否则，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而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