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1]

byGarrett Hardin

       1974年，公众在一张地球卫星图片中看到了“公地悲剧”的一个图例。北非图片中有一块不规则黑色区域，面积390平方英里。地面调查发现了一个围起来的区域，里面有很多草。在它的外面，地被植物已经被毁坏。

      原因很简单。围起来的地区是私有财产，分成五块。财产所有者每年把他们的牛羊转移到一个新的地块。四年的休耕期使草场得以恢复。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所有者有保护其土地的动机。但是，在农场外面，土地是无主的，草场是对全体牧民和他们的牧群敞开的。牧民们根本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却听从他1875年的教导：“……按需分配。”他们的需要不受控制，随牛羊数量增加。但是，供给是受自然支配的。70年代早期的干旱使供给急剧减少，牧群规模超过了环境的“自然承受能力”，土壤干结并遭到腐蚀，不适合家畜的“杂草”取代了好的植物。很多牛羊死掉，人也是如此。

      150年前，这样的毁灭就有了合理的解释。1832年，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William Forster Lloyd，看到英格兰公共草场（不是私人拥有的草场）正在遭毁坏，他问道：“为什么公共草场上的牛羊那么瘦小？为什么公共草场本身那么贫瘠？种植方式如此不同于与之相邻圈起来的土地呢？”

       Lloyd的回答是，公共资源的使用者都受私利引导。达到公共资源的最大承受能力时，一个牧民问自己，“我应当扩大我的牧群吗？”牧民拥有自己的牲畜，牧群扩大带来的利益全归他自己。但是，过度放牧带来的损失由全体牧民共同分担。因为归自己的利益超过他分担的损失，这个只顾自己的牧民就会不断扩大他的牧群。同理，所有牧民都会这么做。最终，公共财产遭到毁坏。

      即使牧民理解其行为的长期后果，如果没有某种强迫手段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也难以防止此类破坏。理想主义者会向陷入这样一个体系的个人发出呼吁，请求他们让长期后果主导他们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先短期活下来。如果所有决策者都是无私和理想化的计算者，“按需分配”也许是可行的，但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正如James Madison在1788所说，“如果人们是天使，那么，不需要ZF。”即是说，倘若所有的人都是天使。但是，在所有资源都有限的世界上，一个不是天使的人就可以破坏所有人的环境。

       破坏过程分两个阶段。首先，这个不是天使的人从他的“竞争优势”中获利（损人利己）。然后，一旦高尚的天使们看到自己正在走向失败，他们中一些人就会放弃天使行为，抢在竞争者之前得到他们在这个公共资源中的份额。换句话说，每一种可行的收入分配体制都必须接受人类私利的挑战。在物质财富有限和人的需要无限的世界上，一个没有管理的公社必然逐步走向毁灭。这个必然性说明我在1968年将其称作悲剧是恰当的。

       每当收入分配体制出故障时，我们就应该警惕某种类型的公共资源。海洋里的鱼群被大批捕杀，原因是人们把“公海自由”解释为不受限制的捕鱼权。事实上，鱼是公共资源。70年代，一些国家开始宣布距海岸线200海里（而不是传统的3海里）以内的专属捕捞权。但是，这些专有权并没有消除公共资源问题。它们只不过把公共资源问题限制在个别国家之内。每个国家仍旧有如何在其人民中分配捕鱼权的问题。如果每个ZF允许私人拥有一定水域内的鱼，从而所有者能够控告那些侵犯者，那么，所有者就会有动机避免过分捕捞。但是，ZF并不这么做。相反，ZF通常估计最大可持续产量，然后限制捕捞，设定捕鱼天数或捕捞总量。由于渔民们比的是捕鱼速度，这两个体制都造成渔船和设备方面过多投资。

      古代英格兰有限制每个牧民的牲畜数量（不一定每个人的牧群都相同）的传统。这一传统保护了一些公共草场。此类情况称作 “有管理的公共资源，”逻辑上等于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视管理水平而定。像所有人类事务那样，永久的优点是没有保证的。必须时刻牢记古罗马人的警告：Quiscustodiet ipsos custodes?“谁来监督监督者本人呢？”

特殊条件下，没有管理的公共资源也会运行得很好。主要条件是，没有稀缺物品。美洲殖民地早期开拓者可以随意猎杀动物而不会危及供给，因为这些动物的繁殖赶得上需要。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猎捕活动必须受到限制。因此，供给对需求的比率十分重要。

       正如哈特派信徒（Hutterite） 社会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公共资源的规模（使用它的人数）也是重要的。生活在美国西北部的这些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人民，遵从马克思准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过，它们并不归功于马克思。类似语句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多处。）乍一看，哈特派信徒社会似乎是真正的没有管理的公社。但是，这是一个骗人的外表。一个决策单位之内的人数十分重要。当一个群体的规模接近150人时，个别哈特派信徒不再尽其能，而有过度需要。哈特派信徒社会的经验说明，在150人之内，分配体制能够用羞耻心来管理；超过这个近似数字，羞耻心失去其效力。

如果任何群体能够使一个公有制运行，像哈特派信徒这样的最真诚宗教社会就应该也能够做到。但是，人数是复仇女神。用Madison的话说，不是天使的成员将迫使天使堕落。每当规模改变一个系统的性质时，工程师就会说到“规模效应。”基于人类的心理，规模效应限制公有制的可行性。

       即使认识到公共资源的缺陷，仍有难以改革的领域。没有人拥有地球大气。所以，它被当作了公共垃圾场，每个人都可以倾倒废物。这类行为的有害后果是酸雨、温室效应和保护地球的臭氧层遭腐蚀。一些产业乃至国家都倾向于认为，工业排放物的清洁成本太高。海洋也被当作公共垃圾场。然而，继续为污染自由辩护，将最终导致全体毁灭。一些国家开始限制这个破坏。

       公共资源的悲剧还出现在储蓄和贷款危机之中。通过建立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联邦ZF制造了这个悲剧。如果中小金融联合会（S&Ls）破产，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担保用纳税人的钱偿还存款人，从而免除了S&L存款人的担心。事实上，ZF把纳税人的钱变成了S&Ls和它们的存款人都可以利用的公共资源。S&Ls有进行风险过高的投资的动机，存款人也无须担心，因为他们并不承担这么做的代价。加之联邦ZF对S&Ls监管不力，这造成了普遍的破产。损失由这个国家的纳税人共同承担，给联邦预算带来了严重后果。

    不收费的公路上的拥挤是ZF制造的另一例公共资源悲剧。如果道路是私有的，所有者就会收费，人们就会在是否使用它们的决策中把费用考虑进去。私有道路的所有者还可能执行所谓的高峰定价，在需求高峰期收取较高的价格，在其他时间收取较低的价格。但是，因为ZF拥有的是用纳税人的钱修建的道路，它们通常不收费。ZF把道路变成了公共资源。（这是本人自己译的，在这个论坛第一次发表，引用本文者请注明。）

[1]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TragedyoftheCommon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