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

——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昌330013）

(本文是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

摘 要：《资本论》既是理论著作，也是具有辩证叙述要求的一部史书，归根结底，是“书写历史”的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体系。内在逻辑红线是“商品批判——资本批判”。此架构与“科学实证主义”无涉，在于内在剖析“价值之道”、“价值之德”以及“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奠立“事的科学”基础。这种研究使历史建立为“实践的对象”，产生认识，又进一步使逻辑建立为“认识的对象”，产生理论，从而完成了对于“康德主义知识论”的真正走出。

    关键词：《资本论》；商品；资本；批判；社会客观批判

       整体看，《资本论》对历史发展进行“无缝对接”的研究方式与黑格尔方式的区别的一个紧要之处在于接纳辩证法工作批判规定的同时，驱散了笼罩在它的头上的“结构主义”迷雾，其结果是驱除了一切的资产阶级的“认识迷雾”——形式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知识生产的唯心主义。《资本论》逻辑唯其“艰深”，因此难以为普通的读者所清晰地理解，以致在“通俗化”的道路上难以避免充满着“各种误读”！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走出纯粹的文本研究，在把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求其“逻辑精义”。这是所谓的“唯物史观在文本中的阐释和运用”（许光伟，2015），以及实现“科学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张志丹、侯惠勤，2007）。本文是对拙著《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2014a）写作主旨进行工作介绍的专题论文。该著追求研究工作的实践化和叙事风格的中华化。主旨是揭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以下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严格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二，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界分“物”和“事”，相应严格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第三，实现工作逻辑上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意义的历史过程研究以及辩证叙事和批判叙述的统一。

一、问题意蕴及其工作内涵

《资本论》在研究上的一个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何谓社会客观批判呢？这要从《资本论》起点的性质说起。遵循对象→研究对象发展进路，其摹写历史起点、研究起点与理论认识起点、叙述起点的统一，这就是商品的“逻辑起点”（规定），它同时是批判的起点。从商品出发，马克思观察到了作为工艺学对象结构形式的“使用价值（形式）”，以及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结构形式的“价值（形式）”，《资本论》从客观出发，而不是从主观出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马克思，1995a: 26）“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马克思，1978: 111）即这里有两个过程：

I. 客观过程→主观过程→工艺学知识

II. 社会客观过程→社会主观过程→政治经济学范畴

过程I即工艺史上的“知识生产”，过程II即人类史上的“理论认识的生产”。人类所运用的语言始源于此。“使用对象转化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社会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简单的经济形式是商品形式，所有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形式……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彼此把对方看作交换价值。”（马克思，1983: 54-62）

马克思的出发点——作为“对象的起点”和“研究对象的起点”统一的规定——不是“物的经济学”，而是“事的经济学”。“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马克思，1963: 414）这里的“事”，指的即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发展。因此，过程I可谓是设立了“客观批判”工作概念，过程II可谓是设立了“社会客观批判”工作概念。这种语言生产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要求。[1]

二、由“商品批判”启动“资本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马克思，1995a: 4）所以，资本

[1] 这个主题的内容详尽的探讨，可参看拙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许光伟，2015），以及“《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许光伟，2014b）。

由商品的发展启动，而不是由劳动的直接过渡开始。“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马克思，1995b: 215）“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马克思，1963: 414）

循着生产一般的客观规定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开始实际讨论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二重发展的现象，即“二重性”。一方面，商品表现为自然形式，即有用物的形式或使用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商品又表现为社会的形式，这是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发展。“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则显示了商品社会的“生成”规定，这是“内在的二重性”，追问商品生产的发生发展。资产阶级理论家乐于把商品看成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忙于从使用价值属性认识交换价值。“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而，“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马克思，2004: 54-55）

我们再看劳动的二重发展和“资本二重性”的对接关系。一方面，“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2004: 229-230）另一方面，“资本二重性”表现为如下规定：（1）资本是使用价值（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与交换价值（货币）的统一体；（2）不仅如此，资本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有了新的、更进一步的“形式规定性”：资本是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统治劳动者的、“合并”劳动者的生产力（以及劳动者的社会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3）资本是用于“交换”活劳动从而实现增殖的价值。（刘召峰，2012）这不过是说“资本”的二重发展。资本具有了“二重社会存在”的表现，即商品和货币，这个规定性由商品二重性，即作为劳动二重性的外在表现的形式规定所派生而来，内蕴了商品批判对资本批判的发展关系。[1]

对象就是商品。所以，商品是出发点，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分析的客观起点，也是主观认识的批判的起点，“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必须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说明了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在

[1] 进一步详尽的探讨，可参看拙文“《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许光伟，2014c）。

2016 年1 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Jan. 2016 第23 卷第1 期 Journal of SUIBE Vol.23 No.1 P30

这里所表现的特征形式。”（马克思，1963: 412-413）

三、“资本批判”架构下的商品生产体系的有机体解剖

综上所论，“商品批判”是马克思实际所采用的起点概念，它蕴含客观发展和认识批判两方面意蕴。既然对象是商品，如何对“商品”进行研究，就构成资产阶级前期的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将其分解为三个基本范畴：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依次回答商品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强调：“瓦格纳先生还忘记了，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瓦格纳先生从‘资本论’和季别尔的著作……中应该看到我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马克思，1963: 400）所以对资本批判而言，“商品”是工作起点。

商品生产的规定性一开始即由“劳动二重性”所限定，以至于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说：“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特殊的有用劳动或有特殊目的的生产活动。各种使用价值只有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一切生产者都必定是商人的社会里，作为自由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马克思，1983: 18-19）这种二重发展的结果是“价值规律”规定性的完全地显露：“什么叫‘对工人的剥取’，剥取他的皮，等等，无法理解。但是在我的论述中，‘资本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复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资本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说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马克思，1963: 401）所以，“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马克思，1963: 428）

商品的发展起点和批判起点锁定了资本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商品——资本——商品，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说明资本主义客观过程固有的特点：第一个环节是“生产启动再生产”（其中剩余价值生产本身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结合规定性”所

启动的），延续下来的环节则是“再生产启动资本的流通”。实质内容就是强调“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有机统一。资本的发展扫除了蒙蔽在“商品身上”的认识迷雾：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从运动过程中还原出“资本本质”，究其原因，在于试图以“简单商品的流通”认识掩盖“资本的流通”，把资本流通过程的特殊规定性说成永恒绝对的富有美学意蕴的“社会一般”。毕竟，“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M－C－M和C－M－C是并存的。”“但需要进一步说明它们为什么是并存的？”答案就在第二个工作环节当中。因为，“在财富以一般商品形式表现出来时，那么所有的资金投入都进入生产，包括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劳动力。”“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财富的生产必须以货币为起点，因为要用货币去购买必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结果’部分，马克思进一步扩展了这个观点，即商品形式和工资劳动形式普遍化的共同结果是所有投入生产的资金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这样生产就必须从货币开始。”[1]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规定得到了彰显。《<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马克思，1995a: 24）某种意义上，它也适用于“商品个别”上升到“商品一般”的规定。[2]商品从“个别的”元素形式变成“一般的”形式，直至变成资本的产物，商品的这种普遍化的社会历史过程其实就是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定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从而，对资本批判而言，商品的起点规定羽化为“货币”。资本从货币出发，实际上是从“社会总商品”出发，因为就本质而言，货币不过就是“一般商品”：既是总体商品的代表，又是单个的商品的按行动特征来说的一个表征。很显然，资本运动的以货币为起点的循环和周转就此开显了“价值实体”的社会实在性，因为，“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另一方面，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因此，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不仅会显示出像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像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就是它们只

[1] 帕特里克·默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在<资本论>中的位置》，载《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贝洛菲尔等，2010: 233）。

[2] 撇开辩护逻辑的马克思的做法是，作为《资本论》开篇所讨论的“商品”只能是个别存在的现象，其由类存在的共同体的规定所引出，但是，后者的讨论只能延迟在以后（即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进行，即如果有耐心，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个例是从商品总体引出的工作现象，从而决定在一开始只能讨论它的构造的基本方面，即由总体所赋给的那些事实因素。而个例从来不会脱离总体。这种讨论性质很顺利地延伸到第二节：“体现（或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事实上，这是对因素加以汇总后所得到的“直观的”然而“有机的”总体。接下来的《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因而是讨论从总体上来看“因素”的性质，实际上，这是现实世界中事实因素得以生产出来的历史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