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个人税大大提高，就能够起到均贫富”

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用个人收入所得税来调节；另一方面，利用民间的力量，做慈善事业，可是这两条在我们国内都做得非常差。

时代周报：应该怎么解决当前贫富严重分化，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

茅于轼：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用个人收入所得税来调节；另一方面，利用民间的力量，做慈善事业，从富人那里收钱，帮助有困难的人。可是这两条在国内都做得很差，我们现在的所得税不到总税收的7%，不能起什么作用。而中国台湾个人所得税占到60%多，所以我们的税制改革要大幅度地提高个人所得税，同时减少其他的税。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占7%，那么其他的93%是什么税？就是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消费税，这些税都跟你的购买有关系，你买东西政府收了税，你打个电话政府也收了税，这些税统统地降、大大地压，把个人税大大地提高，这样就能够起到均贫富，现在的富人征不到税，而富人不是靠工资，他是靠财产，所以税制要改。

另外就是民间帮助穷人的各种组织要大力发展，我们现在办慈善，什么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总会都是政府的机构，民间办不起来。我想办一个爱心慈善组织，但是政府不让登记，说你把钱直接给政府就行了，但是我不放心。

时代周报：土地利益也是引起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的土地纠纷很严重，你曾说过估计一半以上上访的人是因土地问题，你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的土地状况？

茅于轼：中国的土地很紧张，但都是城市用地，农用地是不值钱的，而把一亩地变成城市用地能产生高额收益，那为什么不让它变成城市用地呢？一块地应该干什么用，看它所在的位置，不是说种庄稼就好，还可以盖宿舍、盖办公楼、可以盖飞机场、可以修高速公路、可以做停车场、可以做仓库……但是政府划了一条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管是什么地方，就得种庄稼，并不合适。

时代周报：你对房地产行业及房价的走势有什么样的预测？

茅于轼：我过去每次预测房价的走势都是要降，可预测完了它就涨，所以我就不敢预测了，我现在预测还是要降。因为经济学家按照供需均衡预测。供过于求就要降价。但是没看到的是这个投机需求特别大，它不是真实需求，所以把这个房价推上去了。我觉得现在房地产泡沫还是存在的，我住的楼里面40%是空的。

房价为什么那么高？因为有些人很有钱，他们把房价抬高了；那为什么很多人有钱呢？第一个原因，GDP增长很快，大家的钱多了；第二个原因，分配不合理，我们GDP上升结果是有钱人分得多，穷人分得少；第三个原因，这些富人的钱没有地方去，就买房了。买股票不安全，买债券利息很低，只有3%，他们不想买，买房子看得见、摸得着，最安全，所以买房。

这三个条件不变，房价还得高。现在变没变？第一，GDP往下走，原来是10%，现在我估计今年也就只有7%或者6%，所以房价不可能像过去那么涨。第二，财富的分配没多大改变。第三，有钱人的钱也没有地方克投资，现在有点转变，比如说农村金融现在私人资本可以到农村投资，现在几百亿元已经进去了，本来私人不能开银行，但是现在私人可以办小额贷款公司，将来有可能变银行，这是一个好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往下发展，房价就不大会继续上升。

“改善社会保障，让大家花钱没有后顾之忧”

对付危机的一个主要着眼点不应该放在GDP，而应该放在就业。

时代周报：当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美国是因为金融业出了问题，然后影响到实体业，而中国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实体业一直存在问题，然后在金融危机的表现下才波及到中国的金融业，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外表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要关注国内，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提出的观点。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在美国爆发危机以前已经存在了，问题就是外贸的巨大不平衡，因此在5年以前，我们就提出需要调整汇率，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一直到了3年以前才开始调，但调的速度非常慢，而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在上升，汇率本来是要上的。原来积压的过低汇率问题没有解决。现在由于美国的危机，出口危机立刻暴露了。

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不是没有问题，我觉得房地产的泡沫可能会引发危机。再说我们银行的坏账，是不是就能干净利落地处理完了？如果这些问题都存在，那么外部的冲击可能使得银行危机会暴露出来。但是我感觉不会像美国的影响那么广，因为我们问银行借钱主要是大企业、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少数人能借到钱，大部分还是靠自己的资本或者地下钱庄，所以影响不会像美国那么大。因此我们危机的缓解可能比美国要早。

时代周报：你觉得政府现在刺激经济的计划会有效吗？中国如何尽快从危机中走出来？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大。我个人感觉，美国的危机至少持续三到五年，中国的危机可能短一点，如果措施得当，我们大概明年就能恢复。措施得当就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不是救市能够解决的。我们的经济结构大家都知道，出口加工太多，内需太少，要把出口加工变成加工内需。这个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的储蓄率太高，消费太低，因此要提高消费率，减少储蓄率。这个也是不容易的，有很多政策可以考虑的，比如说改善社会保障，让大家花钱没有后顾之忧。

还有我们的服务业特别落后，我们的服务所创造的财富只占整个GDP的40%，美国80%多，中国台湾70%多，印度是50%，只有中国是40%。如果结构不调整，光靠4万亿元投资，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困境，我们一定要把内需搞起来。另外就是GDP的分配，分配给老百姓的太少，给政府的太多，给大企业的也太多，GDP的分配要重新改变。这些都是很难的事，如果搞得好的话，也许明年能解决问题。

我说调整结构，关键要抓就业，而不是抓GDP，我认为GDP降一降无所谓，但是一定要避免失业的持续。

时代周报：你认为对付危机的着眼点应该在哪个领域？

茅于轼：我认为中央对付危机的一个主要着眼点不应该是放在GDP，而应该放在就业。大家知道奥巴马当选之后，他不关心GDP怎么样，他宣布要创造250万的就业，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对的。GDP再高对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饭碗能保住，这是最要紧的。沿海加工业的下降和房地产业的下降，都会造成巨大的就业问题。

此外，医疗和教育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城市里面的服务业需求很大，大家都说现在看病贵、上学贵，什么是贵？供不应求就贵，看病的问题现在是供不应求，因此你投资医药方面是有很大的回报。

投资教育也有很大的回报，现在的家长可舍得花钱，一百块钱一个小时他也交，为什么一百块钱一个小时？供不应求，这是很大的一个市场，教育和医疗是很大的市场，我们在结构调整的时候，出口的减下来，加在服务业，我觉得医疗和教育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行业。

茅于轼这样一个老人

黛琪

2009年伊始，茅于轼老人迎来了他八十华诞。这个好岁月，他该放下世间所有的烦劳，含饴弄孙，但这个老人还在工作。我们是比茅老更年轻的人，因为他的工作而得以围绕在他身边，在内心深处，不知道该说是幸福，还是不幸。

说幸福，是因为茅老自有其魅力。他的优雅宁静，淡泊安详，举手投足发言，都令人在不知不觉间心折感化。他以身体力行，可以说是给年轻的学人和志愿者们做了活的示范。他的学问，他推行常识、重视经验，踏实诚恳的学风与作风，还有诲人不倦的细致耐心，在他身边的人，不管学问经验资历深浅，总是各有收获，而这收获恰与在他身边停留时间长短成正比。他可以说一直都在发着光，然而这光温和，温暖，似三月春阳，人沐浴其中而无压力，只有舒服、解放、自在，甚至可以说是不断地感觉到自己随着这春光的熏陶而成长。如果倾听内心，我们也许还能听到灵魂不断拔节高升的声音。

说不幸，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工作，推托给已经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我们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更年轻、更应该多工作的我们承担不起。这是我们的更深一重不幸。他们义无反顾，为了我们的未来，可是我们做得不够。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命题。

几年前作为北漂的我，在北京的一个小型聚会上，见过茅老。他是如此亲和而善于倾听，以至于隔着几十岁年龄的我对他，竟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后来我和高战送他出来，他推着自行车，那是深秋的北京街头，已经有了一地的黄叶，起了秋风。他戴着白线手套，耐心地听完我们的提问，做了细致的解答，才互相道别，骑车而去。那时他七十五岁。

2008年年底，茅老来到广州，做时代沙龙的演讲。在演讲前，我们与几家媒体一起准备了欢迎仪式，作为对茅老八十大寿的祝贺，和对这一双老人的诚挚祝福。茅老八十高龄甚至生日宴会都在演讲，向我们像谈心一般地传递生活的常识和真理，用晚年的余晖，来弥补年轻时代不能工作的损失。同时，他总把生活“幸福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我从未感到孤独。我的人生极完美，不想和任何人交换。”这是怎样的阔大情怀，怎样的人文精神，怎样的内心力量？

黛琪，作家。历年来有评论、随笔、诗歌等作品发表。有小说《陌生人之天亮》出版。现居广州。

这sb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