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所有制存在剥削吗？
黄焕金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全民所有制-已经不再有剥削，因为它正是根据马克思理论，为避免剥削而创建的，它是实现劳动者“共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全民所有制同样存在剥削问题。为什么？因为全民所有制具体到无数全民所有制企业中，那就存在问题：企业产权属于全民，而不属于在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当然企业中的工人也属于“全民”中的一分子)。而企业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应该属于被企业雇佣的企业工人，而不属于作为企业所有权者(或称企业的“资本家”)的“全民”。但全民所有制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让全民获得企业的剩余价值与利润，否则，就不存在企业的全民性质了。
这样就存在问题了，就算按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构成对这些企业工人的剥削。如果企业不对这些工人进行剥削，则意味着“全民”失去企业的剩余价值与利润。或者说，作为企业“资本家”的“全民”如果不能从企业那里获得剩余价值，而让企业工人取得剩余价值，那么这实际上是企业工人对“全民”的剥削，或者说少数人对作为“全民”的集体公民的剥削。但根据马克思理论，剩余价值是企业所雇佣的工人创造的，因此理应归工人所有。因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全民所有同样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因为它同样通过产权（所有权）来取得剩余价值，并且是通过所有权剥削企业工人劳动来取得剩余价值。
为了解决上述这个矛盾，理论家们（包括马克思本人）创造出了一个理论，即企业中的工人也是“全民”中的一分子，企业剩余价值被“全民所有”后，再通过各种极为复杂的机制而全部回归包含企业工人在内的所有“全民”手中，这样，就不再存在理论矛盾了。就象“人民公社”时代那样，农民们将自己的全部物品交给公社后，再通过公社权力的一系列复杂有“平调”，农民自己又再从公社那里取回自己的全部物品。但是，公社最终消亡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农民所有的“复杂迂回”不太成功呢？还是其它原因引起了公社的最终消亡。目前在国有企业中这个矛盾同样存在着。比如国有企业只向国家缴纳税收，利润分红很少。这当然有利于企业管理层与工人，也符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因为根据剩余价值理论，产权是不能占有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理应属于劳动（准确地说是雇佣劳动），而产权所有者只配收回他的投资成本。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国家所代表的“全民”就没有从企业中获得利润（剩余价值），因此国有企业丧失了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所以，矛盾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剩余价值来自于雇佣劳动（请注意，所谓雇佣劳动是指被具体的企业所雇佣的劳动者，而不是泛指阶级意义上的劳动者；因此雇佣劳动必定是特定企业的劳动者。一个雇佣劳动者，脱离了特定的企业，他就不再是雇佣劳动者），因此做出了“剩余价值应该属于雇佣劳动者所得”。如果一个工人是A企业的雇佣劳动者而不是B企业的雇佣劳动者，那么按理论，他有权占有A企业中的剩余价值，但无权占有B企业中的剩余价值。如果他以“全民”的身份占有B企业中的剩余价值，则他实际上是侵占了B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同时说明，他占有B企业的剩余价值，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劳动所得，而是通过所有权而取得，因为他是“全民所有制”中的一分子。而这是违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据这个理论，所有权只配收回投资成本，而不能获得剩余价值（利润）。比如，张三是武汉钢铁公司所雇佣的工人，自然就不是宝山钢铁公司的工人了。因此，按理论，张三理应参与分配武钢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无权参与分配宝钢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张三作为“全民”中的一员，则有权分配包括武钢、宝钢等等在内的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前者，张三是作为雇佣劳动者而分配到剩余价值，而后者，张三则是作为所有权者分配到剩余价值。而按马克思理论，所有权是不能取得剩余价值的，它只配收到投资成本（当然，没有任何资本家[包括国家]愿意投资这种只配收回投资成本的企业）。解决这个矛盾与理论冲突的一个办法就是抹去武钢与宝钢的产权区别，而所有工人都是国家的雇佣劳动者，而不再是某个企业的特定雇佣劳动者。因此事情就完满解决了：所有国有企业都只有一个产权，所有国有企业构成一个超级巨大的国有企业，全部工人阶级，都受雇于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事情真是这样办的，所有国有企业不过是一家超级国有企业的各个车间而已，车间与车间之间，严格按国家指令的计划经济运行（毫不奇怪，现在的私人企业内部也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运行的，而不是按市场经济的模式运行）。而工人呢？则是“国家工人”身份，享受“全民所有制”的作为“主人”的全部保障。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体制最终崩溃了，尽管左派们对这个体制至死不忘，时刻幻想着复辟，但它最终无可挽回地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