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委托——代理问题么？官僚在为君王办事之外，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很大程度上，二者是抵触的。另外，中央政权和地方豪强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前者希望看到一个自耕农社会，这才能保证中央政府的税收和常备军，后者却是自耕农社会的最大绊脚石。

事实上，皇帝的个人偏好就是直接导致了社会的治乱。

换个角度思考：信息不对称。

通常开国皇帝都是出自社会中产阶层（朱元璋靠他丈人），既熟悉上层权力游戏规则，又广泛接触下层民众、了解民意，在造反成功后，有鉴于前朝之败，所以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畏惧心理，必然选用良吏、善待民众，可谓信息完全。

若干年以后，各代皇权继任者生来富贵、娇生惯养，早就不知道民意为何物了，只知皇权之无限，任意作威作福，以为皇权天授，哪还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概念？对社会力量认识不足，可谓信息不完全。

题外话：就现在的中国而言，同样有许多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认识不足，一是历史文献本来就不足，二是教育界不重视。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一件错事。

解决好土地与粮食问题。引申开来就是财富分配问题（农业社会显然土地与粮食是最重要的资产）。

如果财富分配在中国具有某种周期性，也许王朝更迭就会呈现某种周期性。

从王小波、李顺开始，“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问一下8楼的，

（若干年以后，各代皇权继任者生来富贵、娇生惯养，早就不知道民意为何物了，只知皇权之无限，任意作威作福，以为皇权天授，哪还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概念？对社会力量认识不足，可谓信息不完全。）

是否了解清朝对皇室子弟的，特别是皇室直系子弟的教育方式？可以这么说清朝无暴君，昏君。只是每个皇帝的能力不同。皇帝的选择在清朝是有一定的制度基础的。对社会力量认识不足，可谓信息不完全。我认为不是皇权所有者个人决定的。而是有当时的制度决定的。不否认有个别有开拓精神的皇帝。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自乾隆后就成为了一项制度，使当权者无法了解世界变革的现实。闭关锁国政策抑制了制度内的变迁动力。靠外来势力的入侵，当权者开始不得不面对制度变迁的压力。

看看中国各朝历史就知道，很多朝代在其前中期还是实行过一些改革。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制度的变迁。可能这种变迁的力量来自上位者的意志。时间证明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改革是有效的。潜在地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问题。在朝代发展的后期，撇开上位者不思进取的原因，盲目地相信先祖的改革是长期有效的。路径依赖限制了上位者的改革。当这种制度无法适当地维护上位者的统治。外来的制度变迁的力量就是越来越强烈。直到将一个朝代推翻。建立一个拥有内部制度变迁动力的朝代。

抱歉，没学过制度变迁理论，没法答复。

关于清朝皇室子弟的教育方式，其实各朝各代都有为皇权继任者配备教育者，如太师太傅少傅等等，但每个人天赋（个人偏好）不同，对真理的接受程度也不同，一些英明的皇帝试图用既定制度来培育高素质接班人，从结果看来效果一般。

每个朝代兴衰过程大同小异，制度变迁好象也难解释其周期性吧，难道制度也可重复循环出现？

估计周期性的原因还是私有产权自由流转的结果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导致土地逐年兼并集中到大地主手中（资源集中使用更高效率？），民众生存状况恶化，所以有人造反以重新分配土地这个最大的生产资料。

信息不对称，以及“策略”的存在，是导致兴衰的原因。当然，这是以成员异质性为基础的（即假定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个人能力）。

政权的实施，委托代理是必然途径。兴衰的第一点来源于帝王的异质性基础，不同的帝王有着不同的个人能力，以及个人的策略选择能力。这直接导致政府政策的实施方向，也影响激励机制的导向作用。

信息不对称，一个优秀的帝王未必能够体察出好的代理人，出现逆向选择问题。“策略”的存在，使得即使帝王寻找到了好的代理人，由于意见不同、或者说畏于压力（例如王安石时代的皇帝）不得不放弃好的代理人；或者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部分代理人通常还是有一定才华的）；或者说是皇帝有心无力（例如张居正时代的帝王）。

代理人的选择，会有相当的制约因素。委托人的异质性又决定怎样的激励机制得以采用，以及实施怎样的具体策略。

最终，会有不同的兴衰成败。

(每个朝代兴衰过程大同小异，制度变迁好象也难解释其周期性吧，难道制度也可重复循环出现？)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制度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的制度是不同的。但无论是哪个朝代，是否有制度变迁的激励才是主要的。

我认为制度变迁只是影响朝代更替一个原因而已。是否有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制度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如果是不断进步的话，理论上，下一个朝代应该比前一个朝代寿命更长久才是，可是事实上短命王朝与长寿王朝是交错的。有些王朝中途衰败又复兴，这个用制度变迁很难解嘛。制度能否发挥其作用估计还是受皇权所有者的个人偏好而左右。例如，汉高祖有约：非刘氏不得封王。结果呢，后期的汉朝还是出现了几个异姓王。

看了上面的讨论，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意见往往只能解释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解释的，为什么一个王朝会出现盛世，之后又为什么会出现乱世？这中间的交替变化的动力是什么？

换言之，不能只解释一个阶段，而是不同阶段及其变化，而且只能用一个理论。

nie版主的要求也太那个了吧。

还得请楼主先给出“盛世”与“乱世”的衡量标准。

下面，欢迎nie版主给大家做指导讲话，大家鼓掌！！！

国家兴衰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的变迁。

根据戴维斯和诺斯的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首先，形成“初级行动团体”由于相对产品及要素价格变化、市场规模变动、技术进步等原因，若干个人或团体从制度不均衡中预见到潜在利润的存在，从而形成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

其次，初级行动团体提出制度变迁方案。

第三，在有了若干可供选择的制度变迁方案之后，初级行动团体对预期纯收益为正值的几种制度变迁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选择的标准就是利润最大化。

第四，形成次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是指制度变迁中为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得预期纯收益的决策单位。

第五，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一起努力使新的方案得以通过并付诸于实施。

由于各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的对比的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组织制度和所有权，致使世界上的国家兴衰有别。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诺斯有关于国家的理论，诺斯认为，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的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国家不会自动去保护有效的产权的，只有当新兴的产权及其代理人的集体行动，强大到可以迫使国家及其代理人只有通过保护有效产权来谋取自身利益，才有可能出现对对方互利的结果，国家在此基础上追求租金最大化，产权在此基础上成为逐利行为的规范。当国家及其代理人与新兴的产权及其代理人的集团通过协商、讨价还价达成互利的交易时，国家觉得建立或保护此种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建立和保护有效的产权，从而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当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或者说新兴的产权及其代理人集团的力量很弱时，国家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出发，保护和实施低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使国家走向衰败。比如说16--17世纪的英、法两国，一个走向繁荣，一个走向衰落，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又由于一国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不断的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产权制度从有效到低效到无效再到有效的变迁，致使一国不断经历着有兴旺到衰败再到兴旺的周期。

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卡尔·马克思。用他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适应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家v.w·拉坦的说：马克思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深刻的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历史关系，他论证和阐述了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技术）的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更为动态的力量。同样，另一位学者，诺思 ，也认为，卡尔·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分析，其分析的力量所在恰恰在于他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之间的矛盾。

要解释国家的兴衰还不能漏掉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路径依赖是描述过去对现在和将来产生强大影响的术语。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种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诺斯认为，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化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路径依赖理论能较好的解释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发展的差异。他通过研究历史上成功的路径和持续失败的路径的特点来说明国家兴衰的路径依赖理论的：

首先，成功的路径依赖。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报酬不断增加，制度变迁不仅得到了支持和巩固，而且在此基础上，各种因素如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仿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实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这条轨迹的特点是：增加了资本流动性；减少了信息成本；分散了风险；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并致力于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建设。

其次，持续失败的路径依赖。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能鼓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再分配，却给生产活动带来较少的报酬，也不会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特殊知识。结果象泥牛入海一样在痛苦的深渊里越陷越深。其主要特点有：1、市场交换依赖于社会关系，受一种脆弱的权利平衡的统治，是人治不是法治。2、有大量的小型企业，存在大量的小额交易，没有用来收集和分配市场信息的制度，存在的是一种以人情为纽带的贸易关系，缺乏普通的竞争和法律准则。3、产权没有正式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带有个人偏好的性质。4、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政府财力不足，无力从事法律制度的建设。政府官员出于私利，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追求权势和金钱，任意侵犯产权，使规模经济得不到发展，市场交换个别化，商业中欺诈、机会主义盛行，偷税漏税；反过来又使国家税收减少，市场发育更加不规范，政府和经济组织或社会成员处于报酬递减的恶性循环之中。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提到OLSEN的《国家兴衰探源》。在一个朝代建国初期，利益集团的规模和力量都相对较小，这样前几个皇帝可以比较顺利地推行集体行动，到了后来，利益集团变得强大了，这样就比较困难推行集体行动，即使民间的呼声已经非常强烈了。除非这时大家的利益（包括各个利益集团）特别一致，（比如说要亡国了），这时候才会出现比较频繁的集体行动，比如历朝历代的变法。但是变法是否能成功就要看各个利益集团的相对力量以及他们在潜在的变法收益中所占的比重了。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土地问题。一般经过朝代更替的战争，会产生大量无主的田地，新朝代建立以后，土地就会分配的相对公正，基本能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兼并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广大农民有强烈的制度变迁需求，但是由于农民特别分散，而且人数众多，很难实现集体行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上层由于上面第一条的原因也很难进行制度变迁。当矛盾激化后，农民战争爆发了，进入到下一个治乱循环。

在诺斯之前，国家理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契约型国家理论，一种是掠夺型国家理论。并且这两种理论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他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国家形式。而诺斯的“暴利潜能”分配的新古典国家理论却弥补了这两种理论的不足，诺斯认为，当暴利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了契约型国家；当暴利潜能进行不平等分配时，便产生了掠夺性的国家。他认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三是面临其他国家和潜在统治者的竞争。所以国家有两方面的目的，（诺斯悖论）它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冲突的。也正是因为存着这样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的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出现，国家由此兴、由此衰。

我可提到了哦.

还有,你把奥尔森的名字拼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