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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私有经济
我上面的推理是想说明，左派的理念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比右派的理念更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右派也支持私人经济发展，但右派更关心“企业的私人经济”而不是“个人的私人经济”。在中国，企业发展是离不开政府支持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分野也越来越不明显。私营企业发展要靠与政府拉关系，与政府结盟。而国营企业的发展要靠上市和高管的股票期权。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一个是表兄表弟、女婿的关系，一个是亲兄亲弟、儿子的关系。也就是这么一点的差别。所以，即使左派是支持国营企业的而右派是支持私营企业的，他们观念的沟壑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左派代表民众说话和右派代表企业说话，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比如所谓消费过低的问题其实就是私人消费过低。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工人工资增长太慢（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在这个现象后面是企业依赖政府的保护来压低工人工资。前几年山西黑砖窑就是典型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一个左派与这种力量抗衡。补贴、转移支付，甚至制止企业裁减工人都是左派提倡的。我认为这些政策是中国现行体制下尽快提高私人消费的最佳选择。
另一个例子就是国营企业私有化。右派支持私有化，而左派反对这样。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会支持右派的立场，但在中国这种体制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个人权利基础，所以私有化是不可能彻底的。比如在中国，私有化总是管理层借助其内部人优势获得利益，而职工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又例如，亏损的国企私有化了但赚钱的国企被政府保留下来。这是一种非常没有效率的私有化。第一，亏损企业是劳力密集型企业，私有化后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安全感。我认为国人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消费谨慎和90年代的私有化不无关系；第二，政府本来应该履行它的社会职责保护弱势群体。这本来是政府的强项，而政府的弱项是管理和经营企业。经过90年代的私有化，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它擅长的事而去做它很不擅长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放弃垄断这么难，因为一旦放弃垄断，马上就会向世人揭示它的利润来自于垄断。也许放弃擅长管理的形象比放弃利润本身还要痛苦。最理想的私有化应该是政府保留亏损的国企而把赚钱的国企卖掉。
反驳我的观点的人会说我的逻辑自相矛盾。他们会指出虽然右派支持的私有化方案没有获得最佳效果，但右派是支持私有化的，而左派是整体反对私有化的。所以至少过去十年中国在私有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认为如果中国没有经历90年代的私有化风潮，中国整体私有经济就会停滞不前。其实中国到了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私营经济体——就是它的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即使没有经过城市国企的这场私有化，通过竞争和兼并，中国的私有经济也会发展壮大（虽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如果中国没有经历90年代那场私有化运动，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国进民退”。“国进民退”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既得利益，因为主管国企部门一夜之间有了“吹牛权”（braggingright）。另一方面，在“抓大放小”之后，所谓的“抓大”导致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各种国家资源和垄断权力。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国营企业整体亏损，中国的官界和学界达成了当时的“北京共识”——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但这个共识被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取代了。这个新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指的是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和总经理的ＡＲＭＡＮＩ西装）。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因为有了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而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着巨大的代价。
左派和民主
正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个人权利基础的市场经济，因此在社会结构上，存在只有“抽象人”，没有“具体人”的情况。
民主制度和一党制的区别是前者有选举而后者没有选举。但民主制度和一党制还有一个派生的区别——民主制度是一种具体人的制度而一党专制则过于抽象化。所谓政府、公司和社团都是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机构自己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它的生命是法律授予的而不是天生的。在中国我们经常听到的，比如“政府英明的领导”，这是不准确的说法，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抽象人是无法做决策的。“政府英明领导”准确地说是组成政府的具体人的英明领导。我们在夸奖微软时一般都会夸奖比尔·盖茨，我们在夸奖通用电器时一般都会夸奖杰克·韦尔奇。没有比尔·盖茨和杰克·韦尔奇，微软和通用电器只是一堆水泥和椅子。顺便说一下，在中国经常把具体人取得的成就错误地归结为抽象人的成就。比如有些国企在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主管单位会突然把经理换班，因为它认为企业自己就会做出优秀成绩了。而这一般就是企业沉沦的开始。
但是我们如何能保证政府作为一个抽象人能够准确地、忠实地代表组成一个社会的具体人的利益呢？其中一种办法是通过选举。选举是具体人控制抽象人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选举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抽象人失控造成组成抽象人的利益实体——具体人，比如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追求自己利益而牺牲社会具体人的利益。我想读者对这一情况都很熟悉。
失控造成另外一种后果就是抽象人过分追求抽象的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时把家里的铁锅、铁碗拿去炼钢、炼铁，目的是提高没有任何意义的钢铁生产指标。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用强迫拆迁、压工资增长来提高GDP也是一个道理。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一般除了学者和经济官员很少人知道它的准确意思，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从来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
第二种情况是组成政府的具体人在意识形态取向上接近社会具体人，因此即使没有选举，这些具体人也会自觉地代表社会具体人的利益，会自主地去实行符合社会具体人利益的政策。其实“以人为本”在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具体人组成的政府能够最有资格代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我认为是左派，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民主体制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总之，中国需要左派，越多越好。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
转自网易博客：
http://huangyashengblog.blog.163 ... 38332009102963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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