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王阳明心学其实也是可以从道学和易学进行剖析。西方的哲学一样，都是贯通的。不同的是西方对“人”或“人与人”的研究逐渐倾向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的发展，而对“物″或“物与物”的研究逐渐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国学尤其是道家文化则仍然是覆盖“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但过于笼统而缺乏细化和分类有过于强调规律的相似性的倾向，尤其是到了宋代周敦顾和其学生二程(即程颢和程颐)的哲学尤其深刻，综合了汉以后“道统”向天道(医道、物道)与人道(仁义之道、身心之道)的分化而发展为“理”学，实际上是对儒道佛等各派的进一步综合。
            周敦顾的《太极图说》认为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阴阳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化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生化过程。
           到二程的学说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从而推理出“心之理与天之理的同一性”即物理、伦理、心理的合一，这本来是非常好的思想。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本来如果看作为人欲对“天理”的适应也并没有什么大错，从自然科学角度合理的遵循人体价值规律的人欲也算是一种“人理”，而人理也本来就是属于“天理”。
          但问题是陆朱学派站在皇家以及共同利益的封建地主阶级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侧重于让下层人民百姓遵循服从他们这些权力所认为的“天道(理)”，这样，所谓的道德就成了弱者对强者的屈服顺从以及强者对弱者的庇护和关照以及同情而己，从而使本来是“去”不合理的“人欲”变成了下层对“人道(理)”的追求，尤其是后来朱熹把代表既得利益的价值观用自己主观所理解的“天尊地卑”套用到“人道(理)，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应用于“君臣、父子、夫妻之道”，世称程朱学派。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十七，《读大纪》）这样，就把“天理(类似于自然选择)”过度扭曲化，没有真正发展为类似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学说，而把作为“天(道)理”在人类社会执行“天理”的代言人的“天子”(统治者以及其利益集团)所服务的理论(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理论)归之于“天理”，这其实是偷换概念了，把封建集团的既得利益的价值标准理念提升到等同于“天理”的层次强加于下层人民百姓，其思想根源正是来之于西汉“大一统”时期“罢拙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种思想，这与秦朝的“焚书坑儒”的出发点是相同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有利于维持Z权的思想。导致了之后中国思想的个人主观思想的自由化，走向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相反的结果。
     到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学的阶段，他是在宋代陆九渊理学中倾向于心身、心物之道的“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要理解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关于“理”的分歧。朱陆学派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但与朱程的“存天理”不同的是强调“心理”，从而“人理”，即认为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陆九渊《自杂谈》中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心"(主观意识认识)是与“理”(价值事实存在)的同一，即自我选择与环境选择一致，而与朱程的“存天理，去人欲”不同的是，本来二程也有从另一个角度入手，认为“人欲”(满足人的需要选择应该以天理的一致为依据)，这两者都没有大错，只是视野角度和立足不同，却让朱熹在其理论中把把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其代表的“天子”的价值需求标准看作了近似于“天理”的标准，而下层人民百姓仅仅是为这个价值标准服务的，并提出了“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根深谛固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这有无视下层人民百姓的“人欲”的符合“人理”性的状态，尽管王阳明后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也不能撼动，为什么？因为，这是因为说破了就逆了当时“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奴役剥夺下层人民百姓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等资源，并能否成功洗脑进行思想统治的策略。
程颐认为，其实“道心”就是“天理”，“人心”就是“人欲”。朱熹也在《中庸章句·序》中有论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在做学问上，尽管朱熹主张从“天理″出发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即由外向内，从万物万事中寻找与人的同一之“理”，这用我的价值论说就是运用“价值的相似性原理”，来寻找相式上的同一性，看似有近代西方科学研究的逻辑，但其在社会制度上却先入为主，把“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过度理性化，认为ZF的管理执行就是“天理”或“道心”的体现，但却忘了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有“人欲″之心的人，这怎么可能不犯错？


      王阳明当年在学习朱熹这种“格物致知”学问时，曾经与人(另一位学者)在自家院子“格(研究)竹子”以期从万物之中找出“天理″或“道心”所在，最终在研究朱程学说与“格竹子”的外求中格出问题来了，认为朱熹的学问水太深，于是发出感叹：“这圣人真不是人做的哟”。直到他被贬到贵州龙场，又被大太监刘谨派人在途中暗杀等等经历了一系列饥渴和苦难之后，突然才明白了“道心″的基础是人的本性，用我现代西方哲学的洸法就是自我对“合理的人欲”即本我与超我。。。第价值的统一的实现追求，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到朱程学说的“价值相似性原理”，但他却理解了“价值相对性原理”的绉形，他感悟的经历倒是与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摩尼有些类似，当年释迦摩尼因为苦修无果，后来在河里洗去了混身污垢并得到牧羊女的羊奶之后在树下顿悟得“道”获得“第八识”(阿赖耶识

)，不也正是因为以“己身”的感受作为“引子”而有有感而发？据说后天人们为了纪念他的这场感悟，那河就成了圣河，而树也成了圣树！它们不是因为自身有多么神圣，而是因为有某一个被人们称之为“神圣”的人发生了联系之故！
王阳明也是如此，贵州“龙场”也因他的悟道而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地方！
       有些扯远了，我们再来看看王阳明的学说，他对弟子徐爱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正是他把“道心”等同于“心”了，他上过名言的“心”其实就是主观意识认识与外部环境信息对称下正知正物，而“心行合一”则是由此而产生的“正行”，这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劳动主体目的与对象标准一致时的“实事求是”！也是价值判断与价值事实的统一等等，说法不一但“道理″相通！在伦理学角度，以劳动主体(已)为中心，合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以此类推扩充于他人、他物，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
      王阳明的弟子(兼妹夫)徐爱回忆王阳明对他说的话：“知是心的本源，心自然能知。看见父母自然知道孝顺,看见兄长自然知道恭敬，看见小孩落井自然有同情之心。这就是良知，不必向外求取。如果良知显露，又无私欲迷惑，正是《孟子·尽心上》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但是，对于平常人而言，不可能没有私欲迷惑，因此，必定用‘致知’‘格物’的功夫，从而战胜私欲恢复天理。如此，人心的良知就再无迷惑，能够彻底显露，这就是
致良知。能致其知定可诚其意。”

其实，这些道理在几千年前《尚书·大禹谟》就有类似的说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十六字被称之十六字心传！在中国固有文化中，也是被称誉为道统的。据说是中国文化，从黄帝、尧、舜以来，经三代而凝定的心法！
      不知，我本人的理论也能算是这种道统的延续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