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大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观点针锋相对。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又诞生了斯拉法价值体系。不过这个斯拉法价值体系，必须要借助于利润率，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算法，不能进行价值的溯源。真正能进行价值溯源的，其实就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今天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而效用价值论，经历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又演化成了均衡价格论。由于各执一词，所以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统一的价值论，无法进行经济学深层的逻辑论证。为了揭示价值论的谜团，本文从一个独特视角，阐释了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建立了价值分析的分层逻辑构架。

谈到价值论，真的要从效用谈起。一物有用，才可以拿来交换，所以人们把物的有用性，作为交换的判断标准，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和特点。我们把这样的有用性，作为价值论逻辑构架的最底层，然后讨论价值的比较和量化。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种类的产品，人们首先获得的一定是最容易获得的基本生活用品，我们假设这个产品为A。当A积累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第一个B出现了。如果我们愿意从事交换，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和已经积累等量的A，去换取一个B，换句话说，所积累A的价值等于1个B的价值。同理，A积累到一定量，我们将迎来第一个C，以此类推，所有产品的价值，我们都可以根据A的积累程度进行推算。

拥有多少个A，我们才开始选B，属于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平均拥有多少个A，我们才开始选B，则属于群体的主观价值判断。这样的主观判断，和现实是不相符的。现实世界，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制造节拍，平均生产多少个A，我们才能生产出来一个B，取决于各自的生产能力。两者如果不一致，只能通过价格进行调节。某产品的制造周期越长，出现的就会晚，所以它的价格就越高。如果该产品出现的实在是太晚，价格过高，超过人们心理预期，那么它在现实中就根本不会出现。

产品的生产必须均衡，所以主观价值判断必须要服从客观实际。也就是说，你认为多少个A，等于一个B，现实中一定是我们生产出来多少个A，才能生产出来一个B。因为所有产品的价值，都是我们根据A推导的，所以最终不同产品的总价值也必然是相等的。此时，不同产品的之间的单价比，其实就是不同产品的数量反比。这样，在价值形成的第二个逻辑层面，价值其实就是数量的反比。如果某件产品出现的太晚了，导致它的价值过高，那么我们可以提高它的产量，让它早日出现，从而降低它的价值。这个时候，就轮到劳动价值论登场了。

既然是价值是数量决定的，说明在劳动力登场之前，这个产品的价格就已经形成了。产品是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个价值当然也是劳动创造的。有多少数量的劳动，就有多少数量的产品。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把那个已经存在的价值，分配到劳动力的身上。这就是价值形成的第三个逻辑层面，用价格对劳动价值进行赋值。赋值后的劳动力，有了自身的劳动价值，所以我们才可以进行价值比较。当劳动价值出现高低不同的情况时，劳动力就开始流动。那些劳动价值偏高的部门，因为获得新的劳动力，提高了产量，产品出现的更早，所以劳动价值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也降低了。

劳动价值论，其实并不是在价值形成的初始阶段就成立的，没有前面两个阶段的铺垫，就不会有第三层面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面包含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国际之间的贸易，劳动力是不能流动的，所以不同国家产品交换和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没有直接关系。一个是必须要进行劳动赋值，没有经过赋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实际意义。关于劳动价值论，理论界通常认为，价格要等于价值，是劳动价值再给产品价格赋值，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价值要等于价格，是产品价格在给劳动价值赋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价值转形理论时，提到了价值转形必须符合两大总量相等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总价格和总价值必须要相等。总价值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达的，它是时间单位，而总价格是货币单位。要算出一个时间单位，等于多少货币单位，我们需要用货币单位给时间单位赋值，而不是反向操作。不能直接利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劳动价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富的大小和积累有关，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取决于历年所积累的剩余价值，和当期发生的劳动量关系不大。发达国家可以凭藉较高的财富积累，获取较高的劳动收入；反之发展中国家，即使劳动付出再高，劳动收入也很有限。

总之，效用不过是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底层，是我们不能看到的部分；数量是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又一个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劳动力参与情况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劳动是价值形成过程的最后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顶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而且还可以积极参与，通过劳动调整，提高生产效益，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