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价值论简述

曹国奇（ccggqq9@hotmail.com）

黄老邪（hhj）狗同志提议我的价值为财富价值，这个很好，免得与尊神马克思纠缠不清。 

一、价值理论简述 

那么何为财富价值呢？即价值就是反应财富多少的量（这是在网友xieyongxia提示下作出的更正，原价值就是财富的量不算数）。这个价值定义在于形而上学的基本要求，我们要研究与商品价格有关的经济活动就得先知道商品（财富）本身有多少，这同物理学中要知道物体有多少（质量）的道理一样。至于如何测量这个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经济学在这儿出现的真正问题是没有意识到量和量的测量是两回事，将二者缴惑在一起了。 

那么我们测量财富的量——价值呢？一是直接测量，效用论就是选择的这种方式，但是由于他们不理解量和量的测量的区别，将效用当成了价值。实际上效用只是测量的对象，效用的量才是价值。而是间接测量，李嘉图和马克思是选用的这种测量，他们主张利用劳动量来间接测量商品的量——价值，但是他们同样不知道量与量的测量的区别，认为劳动量就是价值。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观点发展成社会劳动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个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他的数学基本太差，而不是哲学基础太差（千万不要以为马克思有自己哲学理论就怎样怎样，其实那些东西他自己是不想发表的，只是后来人违背了他的遗愿）。马克思没有弄懂个量、平均量和总量三者间的关系，他的社会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就是平均量，但是他不能很好理解这个，结果将黑格尔的那套哲学语言拿过来糊弄一气，造成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局面。 

从目前的人类知识看直接测量价值是没有可能性的，也就是说效用价值论是没有出息的，因为已有哲学知识告诉我们的将这样一个结论：商品交换的实质是劳动交换。这里不打算介绍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反正斯密和马克思都有这个结论。这个结论说明什么呢？他说明商品交换是表面现象，是第二性质的。第二性质是不可直接测量的，比如温度、色彩都是第二性质的，不能直接测量。李嘉图和马克思的间接测量是可行的，他们的问题是测量不全面，是部分测量——就像用高度测量压力一样的部分测量，这种测量方式不具备普遍性，一旦有变化它就不实用。比如马克思的测量方式，他明明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测量价值的尺子，可是劳动复杂程度变了就得按“倍加”关系算，而地域变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尺子还得另找一把，在美国得用英尺，在中国得用市尺，且英尺和市尺间还不能换算。可怜的马克思，不知他的贸易理论是用谁的价值理论建立起来的？ 

那么如何全面的间接测量商品的大小呢？个人认为应该考虑所有是参加生产商品的要素，这样价值就等于生产力乘以生产时间，即Q=FT。生产力就是各种要素共同形成的那种使生产对象转化成生产产品的力。显然，如果只考虑人这个要素，那么Q=FT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此时F取社会平均劳动力。马克思的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实际就是定义社会平均劳动力（有兴趣者可以去细读《资本论》中的那个自然段）。 

毫无疑问，一旦依据Q=FT，那么马克思担心的事情就会出现——即资本创造了价值，这样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就是合理的。这就涉及分配理论的问题。马克思这种担心在于他坚信“谁创造就归谁”，资本归资本家所有，自然资本创造的价值就得归资本家，所以他不能接受资本创造价值的看法。其实“谁创造就归谁”等于没有财富分配，但是财富分配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异常重要。按贡献分配、按劳分配等等都是依据“谁创造就归谁”这个理念的提出的，这就是说所有的经典理论（至少是价值、价格理论）中没有真正的分配理论。 

按贡献分配、按劳分配等等实际是从分工角度看问题的，从这个角度的确可以分出谁创造了什么，没有创造什么，谁创造多了，谁创造少了，但是如果从合作角度看呢？我们还能分出谁创造什么谁没有创造什么吗？比如网络，我们能说网络不要电力部门吗？比如教学，我们能将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的作用从学生的知识中分开吗？ 

可见我们经典的分配理念并没有考虑合作问题，但是合作和分工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正面和反面。那么从做角度看问题时，我们应该怎样分配共同创造的财富呢？这里唯一答案就是平均分配，它要求利润平均、工资平均、税金平均。 

价格实际就是单位要素分得财富的量，它与价值的关系是：如果某商品的价值是10单位，它表明该商品本身的多少是10单位，但是不表明它分得的价值也是10单位。该商品能分配的价值可是1单位，也可能是100单位。毫无疑问，单位要素分得的价值就是它的价格。比如我们劳动1小时，工资10元，这表示我们劳动1小时所分得的财富有10元这么多。这与我们以往的理论表述的完全不一样了，按以往的表述，工资10元代表的是我们贡献的多少，是我们劳动的多少。可是这里很快出现问题，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劳动这么多工资在不同时期同地区和国家大不一样，商品的价格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大不一样。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二、分配理论简述 

如果接受价值就是财富的量，价格是单位要素分得财富量，那么经典的价值决定价格的理念就不可靠，这中间得加入分配理论，也就是说价值是通过分配后决定价格，而非直接决定价格。这就要求在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中间插入分配理论。我们不得不承认分配理论在经典的经济理论缺位了。财富的分配首先是宏观层面的，这里要求平均分配社会财富，主要由利润、工资、税金三个指标的平均反应出来。我们在宏观层面的公平分配实际就是平均分配，但是由于分配理论在经典理论中缺位，我们就以公平分配而糊弄之。公平公正只是指按一定情和理办事，不偏袒谁，其本身只是道德诉求，不能告诉我们何为公平何为不公平。这其中的情和理是经济学理论应该给出的。在微观层面的公平分配将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等等。看来宏观和微观是相互冲突的，它们间的关系是矛盾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前面批判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不可靠，这里有说它们在微观层面可行，这是不自恰的。那么这里问题在那儿呢？在于财富的分配得有分配的尺度，不然没法子分配。显然我们财富主要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系统得这么规定分配的尺度（分配标准），以使大家都努力劳动，且高质量的劳动，这样分配尺度（分配标准）主要选择为贡献、劳动等等，于是贡献越多分得越多，劳动越多分得越多。和经典的价值就是劳动、就是效用不一样，这里说明如果系统总财富多则同样的劳动和贡献能分得更多的财富，从而表现为价格高些。反之则价格低些。可见我们总是发现价格与贡献和劳动成正比，并非他们就是价值，而是他们是分配尺度（分配标准）。一旦它们贡献、劳动等等因素不变，而系统财富总量变了，我们就会发现商品价格与系统的财富的总量也成正比。这就是我们工资要不断上涨的原因，这就是粮食、房产、矿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当然我国现在房价上涨过多不是这里能说明的，这里只是说明他的价格合理的上涨。 

我们政策法律本身就是规定社会的分配标准是什么不是什么，国际上的政治交往本身也在于确定国际分配标准是什么不是什么。分配标准是这样的，则这部分人收益更多；分配标准是那样的，则那部分人收益更多。比如高考录取分数的不平等就决定农村子女要付出更多，从而收益就少些；比如用货币方式补贴农业则农业国家在国际分配中收益少些，而用价格方式补贴农业则发达国家在国际分配中收益少些。我国贫富差距这么大，更重要的在于弱者没有政治和法律制定权，而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农民和工资没有分配总则的制定权，自然分配总则对他们不利。我国是大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了他们必须少分得社会财富，这是小的经济措施不可解决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没有将政治经济学当做科学来研究，而是一开始就有结论，这不是科学应有的研究方法。分配理论的建立将毫不犹豫地将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且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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