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帖子居然还在人大的BBS出现，实在让人费解！

我们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那只是理论上所说的所属问题，而与实践中的实际占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作为占有主体在代表我们经营生产资料。

现代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重工业创造的,

工业社会上游最基础的产业都是集中生产、规模化、零部件标准化了的，因此上游产业必定是指令性的计划。

对于下游产业，上游产业生产出来的原料、半成品就可以进行排队组合，创造无穷无尽的新消费。

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上游产业，算出这些原料、半成品的影子价格进行线性规划，无需何任市场因素，反正现在的计算机这么NB，解出那上千元的矩阵根本不是什么难题。

计划经济下就可以实现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和高福利，社会上生产组合的关系将会是合作而是不是内耗。

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是别无选择，讲究比较优势，完全就是让后进国家去工业化，GDP再高有个屁用，完全是泡沫而且，而且是建立在别人工业体系上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有大量实物资源流出，出现了后进国家拼先进国家机器的现象。

还自以为能复兴，不崩溃就不错了。

公有制是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公有制下根本就不需要企业或企业家，只需要厂和车间！

没有计划经济就无所谓公有制，只有计划经济下才是如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分比此的直接调度资源。也就是说，只要是市场经济就谈不上什么公有制。

楼上的意见很有意思，我觉得现在确实需要重新理解“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我们以前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是在照搬“前苏联模式”。这样就混淆了“公有制”和“公有制的表现形式”的区别。不过计划经济已经倒台，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你这么解释也难免有开历史倒车之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7 1:15:14编辑过]

经济是和政治及政候气候联系在一起的。假如苏联的计划经济失败，那么这个国家为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工业化。

为什么苏联这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解决了任何其它制度都没有解决问题，达到百分之百的就业率。而且苏联的高福利和生活水平不是开玩笑的，全免费的医疗、教育、水、电、气、电话费、住房等。苏联在七十年代就普及了小汽车，可今天的中国普及了么？

苏联的铁路系统的车行效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4到5倍，苏联的六边形个人电脑还出口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说苏联没有互联网的人是在胡说，苏联当初就有应用的USRNET网。

苏联的农业也是高效的，虽然农业人口每年在飞速减少，可农业的机械化使得苏联到1987年苏联的谷物产量是2。1亿吨，相当于美国的70%，考虑到苏联这种高纬度，这是不容易的。

苏联农业的人均效率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非常高的，中国农业这种非现代化的国家人效率是不能跟人家的机器相比的。

苏联的农业工人也是和城市工人一样有工资、退休金、全免费的医疗等高福利街遇的。

说苏联农业差，那是胡说，那是利于用亩产量来做文章，高纬度的地区亩产量能高么？可专家们就喜欢加工这种数据来贬低中央计划经济。

苏联到解体前计划经济也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相反经济危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恰恰是实行市场化后。

苏联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第二经济大国、第二军事大国、第一科技强国，可解体后俄罗斯什么也不是，这充分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由于国际政治气候的原因，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大目标，政客们人人都相放病毒让它瘫痪。

当苏联不是说计划经济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主要是在下游产业，上游产业生产出原料、半成品、机床、核心零部件、开采出资源等，这就存在着无数的排队组合创造新产品。

这在排队正组创造新产品上，集中控制的确不利于配置资源。但不是说没有解决方法，楼上的说中央计划经济不行，那么我就一定要说中央计划经济对下游产业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对下游产业实行线性规划（在限定条件下求极大值、极小值），虽然这个理论是苏联的诺贝尔奖得主提出的，但由于技术原因和政治集团的利益原因，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实行。

那就是算出上游产业基本原料、半成品机床、核心零部件、开采出资源等的客观制约诂价价格，通过一行的行政方式和法律，让下游企业盯着它，无论有多少种排队组合，动态上社会经济确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

当然求影子价格（客观制约成本条件）这面临着恐怖的运算量，需求解一三四千元的超多元多次方程组，但技术上的问题不成问题，现代科技早已解决。

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配置资源都需要成本 ，计划经济的成本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譬如：当雇员每天领固定的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时，雇员会趋向于偷懒，当企业使用固定的考核指标时，考核指标之外的事项将不被重视这都是计划经济的成本。 但纯粹的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巨大成本 ，因为在个别劳动者不能完全理解整个经济体系的时候，一切资源和人力的组合都需要用试错法和竞价来挑选，这对于两个樵夫组成的砍树经济或许合适，但如果你指望任何现代工业企业的全部成员通过自由的互相交易来完成分工合作，谈判时间可能会超过整个人类历史，甚至永远无法达成谈判。在这一方面，企业家要比经济学家清醒的多，为了最大程度的追求效率，他们不追求虚幻的“最优配置”，而是宁可在一定程度上用人类智慧来分配资源而不去指望低效率的市场。

　　前面的讨论或许有些复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上面的讨论：市场可以对资源配置提供压力，使资源配置趋向于最优化，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过低，人类必须创建企业，在企业范围内对资源配置进行计划管制。这种管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配置，但它可以更高的效率完成资源配置，从而节约了最大的成本：时间。事实上，目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否认企业存在的现实，但他们坚持认为企业的存在不改变总体上的市场经济，因为企业之间还在互相竞争，形成外部的市场经济。另外，经济学家还坚持认为随着企业的增大，内部成本会逐步上升，带来越来越高昂的成本，从而保证了宏观上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们 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随着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科技门类和工作种类不断增加，市场本身配置资源的成本也在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一个科技进步不断改变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里，市场永远不会及时的把资源配置到最优 。两相对比， 理论上对最优配置的趋向并不能帮助市场经济获得胜利，胜利永远属于成本相对较低的一种经济制度 。哪一种制度将胜出呢？经济学家在作出市场最优的结论时并没有详细的对比两种体制的成本--事实上，从来不愿意关心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通过复杂的分工模型推导公有制计划经济成本更低更有效率。

日本的经济体制


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

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

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

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

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

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500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

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1，623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

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

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

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

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又两者都不象，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引自《日本经济史[2002年版]》）。日本整是一个会社（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下面的图引自《日本经济入门[2004年版]》，这本书从1985年开始，一年一版，是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此书直接称呼"日本型社会主义"，图是原图，只是为了理解方便，把片假名词汇用英语原词替换了。


图1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经济体制

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吗，怎么又变成社会主义了。其实名字不重要，关键看是如何运做的。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围绕Full Set产业构造，Full Set是全套完整产业链的意思。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日本企业自我资本很少，大部是银行的金融资本。如果银行清理呆坏帐，追求经济效益，日本立即休克。政治面是自民党一党支配的官僚体制，其实自民党只是代理人，真正支配的是背后的经团连"民僚"。官僚--民僚对价格进行控制，价格竞争排除。输出产业奖励，因为日本没有资源，要靠出口换取资源。输入则严格限制，强制进口替代，积极导入技术。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即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总之，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保守僵化的体制，运行效率是不高的，效益是很低的。政府为了培养自己完整的产业，欠了一屁股烂债。银行也有数不清的呆帐，还没有办法清理，只有靠政府印钱补贴银行，来个事实上的国有化。即使是民营，也不知道老板是谁，日本企业的大股东是法人，法人间相互持股，个人大股东早被消灭了，日本是经营者支配，产权不清。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不景气，进行构造改革，但只是嚷嚷，没有实际动作。

日本的这套体制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叫社会主义也不过，反正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1939年，日本在中苏边境与苏联打了一仗，全军覆没，被苏联现代化的装备吓呆了。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还西伯利亚出兵，与列强一起绞杀俄国革命。20年后，日本远远落后了。于是，在1940年仿照苏联模式，物资调拨，向重点产业倾斜，摒弃"利润"，构造了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日本经济体制也被称为1940年体制。苏联模式很有成效，但很快也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了一通改革，最终形成了战后的经济体制。在《工業化の軌跡--経済大国前史》（岡崎哲二. 読売新聞社，1997年2月）的封面上这么写着：计划与市场纠葛的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废墟中保存了下来。战败后，财阀解体，农地改革，资本家和地主被清除，企业由从业员支配，越发象苏联的体制。战后的倾斜生产，则由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经济学家有泽广巳主导，完全是苏联的做法。其后又进行了改革，最终形成了现在的1955年体制。

这套体制有3个明显的特征，1是整体协调，2是价格控制，3是进出口控制，找不到自由市场的影子。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贯彻"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的方针。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无保留的放纵外来技术打垮自己的研发力量形成鲜明对比。

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图如图2。


图2 农协系统的主要组织图

根据2000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96%、牛奶95%、肉类85%、蔬菜水果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67%、肥料83%、农机具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散农民组织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

问世间钱是何物?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一点无庸置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再到苏北、山东沿海，渤海湾沿岸，处处都在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厂房，成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以异常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外来投资者。无数的劳动力从西部和中部涌向这些迅速建立的开发区，再分头流向各个流水线旁的工作岗位。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的消耗量也越来越高，虽然公路越来越多，但超载现象还是压垮了路基和桥梁……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的工厂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产品。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又很难把许多社会现象同"增长"联系起来，工资确实在缓慢增加，却始终跟不上物价和房屋价格的上涨，大学生们从学校里走出来，却很少有人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被医院的高收费剥夺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整个国家不断在外交上让步……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幸福？繁荣为何不带来富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汇储备超过47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年均增长8%，在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中，一枝独秀……。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容最后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一切用钱衡量，挣到钱的就是好猫，没有利润的事情就是无谓的浪费。

既然挣钱成了唯一的经济指标，我们倒要问问世间钱是何物？是金银财宝吗，那么当年的大清帝国忠实地履行了发展是硬道理，凭借自己无以伦比的商业力量挣到了世界上大多数白银，GDP占到世界总GDP的30%，富甲天下，最后在阵阵炮声中交出了数百年的积蓄。民国战乱不止，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能力比清朝差了许多，却也是挣钱能手，创造了黄金十年，建设了东方巴黎的上海，当时的钱已经不是足赤真金，金本位银本位，但好歹还有固定含金量。虽然挣了很多钱，民国和清朝的下场差不多，经济成就被现代工业创造的战争机器摧毁。

今天，钱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元英镑都与黄金脱钩，纯粹是西方政府凭信用发行的符号，RMB从来就与金银无关。各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货币的变化反映了工业社会的实态，机器是生产的主体，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创造无穷的生产力，只受限于可以得到的天然资源。至于货币，既然只是产品分配及调整机器运行的手段，自然退化为符号，与财富无关。国家的财富是自然资源和能够创造和使用机器的有知识、有技术有组织的国民。

历史轮回，中国又走上了以挣钱为硬道理的发展道路。人均GDP在增长，但国民的生活却每况愈下，三农问题，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环境污染……。改革开放极大调动了积极性，一天干十余小时司空见惯，为什么干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原因是把自国的资源和人力往国外运，多运多得，极大调动了积极性，而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GDP的增长对工业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工业国家反映的是资源流入，落后国家反映的则是资源流出，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换来的高级产品，只用来奢侈消费，并没有用来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反而还破坏了民族的独立性，学生在教育产业化中失学，熟练工人在下岗运动中死于贫病，基干产业彻底瓦解。

挣来的钱是自己的吗？如果辛苦挣来的钱必须去购买西方以垄断价格出售的工业物资，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种钱只是在我们的手中打个转而已，不是自己的财富。如果挣了钱，买房子置了家当却没有力量捍卫，也不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远没有大同。历史上的大清和民国不用说了。现在，虽然武力热战的可能性小了很多（台湾是个问题），但斗争却一刻不停，方式更加邪门离谱，轻轻一点鼠标，几十年积攒的货币，可能瞬间灰飞烟灭，还欠上还不清的债。依附型的中国经济，有捍卫国家的力量吗？

百余年前，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一个成为殖民地，另一个成为世界强国。现在，日本中国的发展战略又是不同的。《日本制造业复活战略》中这么写到：日本要维持与中国20余倍的收入差距，日本的年青人需要具备创造20余倍附加值的学识和技能。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教育产业化，改制下岗，进一步调动个人积极性。百年前，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没能够打败钢铁，今天……

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68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5000亿美元。表2，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资企业比重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C 非正规制造业比重D 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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