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

当前在我国经济学教育、研究和传播中，大概主要有两种存在争议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对待这两个不同体系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很有必要。

先做一下说明。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面简称马经）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而一般马经教材中的社会主义部分不在考虑之列。西方经济学（下面简称西经）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具体研究对象不同。

不管是马经还是西经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但是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或者说切入点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存有不同解释，但是一般认为，马经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相对来说，马经更侧重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其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西经更侧重对表层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按萨缪尔森的规定，西经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当然，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这种具体研究对象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交叉的，西经也会涉及到制度层面的深层分析，马经也会分析经济运行。

二、研究框架不同。

贯彻马经的主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经正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该矛盾中的生产关系变迁规律。马经从商品入手，以严格的逻辑得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并依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分析了资本的产生；随后，把目光从生产转向流通，剖析了资本的周转、循环和流通过程中本质和规律；最后，老马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转向分配领域，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剥削的本质，并说“资本自从来到世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经那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

在西经体系中，以供求的现实矛盾为出发点和主线，供求理论为核心，“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来展开分析。依次提出弹性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构成了微观经济学体系。大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的现实要求，脆生了从总体上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体系，也是以总供求理论为核心展开的，卢卡斯革命以后，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成为了主流。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要求，使得微观和宏观分析体系延伸到国际经济领域，构成了国际经济学。可见，在以供求理论为核心的西经那里，看不到马经分析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看不到剩余价值，看到的是由供给、需求、效用、成本、收益、边际、均衡等概念构成的不同的分析框架。

三、方法论上的不同。

从19世纪20年代左右的李嘉图悲剧以后到70年代左右的边际革命和《资本论》的问世这段时期里，经济思想领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一个亚当·斯密或者后来的凯恩斯式的核心人物，即使出了个约翰·穆勒，也不过是个折衷主义罢了。著名经济学家樊刚称这段时期为经济学的“真空”。可以认为，李嘉图悲剧后经济学的这种分化路径中，一个主要的不同在于研究方法上，或者说，经济学说分别走上了马经和西经的道路，这种分化是以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为前提。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和边际分析的数学方法。

从此，依哲学和数学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踏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并且越走越远，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当然，时至今日，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也开始走上融合，具体方法上，都遵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现代人也在为马经的数学化不懈努力，西经细想领域中也涌现出像哈耶克这样的哲学大师。

四、利益立场不同。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疑具有一定的利益立场。马经和西经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立场的学说体系。

马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企图证明商品价值进而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被资产阶级占有和享用的财富理应归工人阶级所有。西经继承古典主义的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即使出现了大萧条和垄断甚至国家垄断，自由主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了个凯恩斯，呼吁国家干预，这还是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合理性，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就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像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更是自由主义的卫道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坚决捍卫者。

五、理论形成路径不同。

马经基本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资本论》的真正创作时间，大概从1844年前后马克思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开始，到1865年底，结束第三部分草稿写作，1867年第1卷的出版，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加上60到70年代对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大概40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时间集中在1850年代到1880年代这30年的时间里。

而西经是西方国家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从1870年边际革命兴起，马歇尔的集成，到1930年代张伯伦等人对微观部分的最终完成，从凯恩斯对宏观体系的开创，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萨缪尔森的综合，再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卢卡斯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前后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正因为这种创作史的路径的不同，西经比马经经历了更大的时空跨度，呈现流派缤纷的特点，并且西经的体系在内在逻辑上不如马经。

六、结论不同。

以上谈了几点马经与西经的区别。不管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框架的确立，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立场和目标来确定的。那么，以上种种的不同，最终汇聚到一点，就是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的不同。

马经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要进行革命，推翻重建。至于重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老马似乎也不太清楚，没有具体安排，只是提了提“科学社会主义”。总之，马经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的结论是，要推翻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建一个没有剥削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而西经的结论相反是非革命论的，具体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保守派的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不用干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自动实现帕累托效率均衡。另一种是改良派的干预主义，即反对自由放任，更反对推翻重建，倡导政府干预的改良措施，认为，只要发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行逆经济风向的干预措施，就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自由主义西经和干预主义西经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结论上存在分歧，正是这种分歧，促进了西经思想在20世纪的不断进步。但是，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西经，还是干预主义的西经，立场上和结论上都是和马经唱对台戏的，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经。

七、一点启发。

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改革的坚定方向。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系统中，有人打工，也必须有人当老板；有工人，也必须有企业家，有无产阶级，也必须有资产阶级，两种人，两大阶级相互依赖，谁也少不了谁，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有活力的企业组织和市场关系。马经和西经都是研究市场经济的学说，在走向市场化的路上，我们需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经的理论指导，也需要代表老板阶级的西经的理论指导。工人和老板是对立合作关系，但主要是合作，马经和西经尽管有诸多区别，但也应该是对立合作关系，主要是合作。

马经和西经有区别，但不应该成为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而应该合作，融合。实际上，对立也是一种均衡，我们即需要马经，也需要西经。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种种矛盾，有人开始指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是是非非，提出要清理队伍，夺回什么主权等等。我想，这是不理性的行为，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失去均衡，造成无序。社科院经研所的左大培教授由于批判主流经济学思潮，强调公平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民族利益导向的开放，被称为“新左派”的代表。钱颖一教授对此评价认为，需要这样的思想，这样，才能实现均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