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排队，最好的办法我觉得是抓阄，呵呵。

现实中的博弈可以不存在吗，不能，所以不可能有这回事，呵呵

在国外是不是“社会认同感”（social approval）起到一种威胁（threat）的作用，从而导致合作的产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2-25 23:05:24编辑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经典对局，在经济学、政治学和道德哲学中得到广泛讨论和运用。其大意是：两个被指控共同参与了某种罪行的囚徒被检察官分隔开来提审。两人都知道如下选择：1、如果他们都不坦白，根据已有证据，两人都将判一年的监禁；2、如果两人都坦白，每人都将判两年监禁；3、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个不坦白，坦白的人将被释放，而另一人将被判3年的监禁。谁都不知道对方的选择。对每个人来说，合理的选择是什么？如果每个囚徒要求得到他的最大效益，经过缜密推理，合理的选择应是坦白，但这样每个人都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而是最坏的结果，即每人2年共4年的监禁。 “囚徒困境”通常被用以说明这样的道理：一个人自私地寻求最大效益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最好的结果，也不意味着由此可以促进公共的善。相反，只有合作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这一道理被许多事实印证。如我国家电销售商为使消费者多买自己产品，时常竞相降价、引发“价格大战”，其结果是“各败俱伤”，不仅谁也得不到最大利益。而且利润日益走低甚至赔本。可是如果他们在较高价格上形成某种默契，就都会得到不错的利润。又如冷战时期超级大国起先不合作，都想凭军事实力压倒对方，结果被拖入昂贵的军备竞赛并面临核屠杀的危险，后来有了一些合作（如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种恶性竞争的“囚徒困境”才有所缓解。 “囚徒困境”揭示的道理显然是从对局者即“囚徒”的立场说的，所以所谓没有促进“公共的善”，其实是指没有促进两个“囚徒”的共同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设局者，即检察官、法官、警察等社会管理者出发，结论则恰恰相反，“囚徒困境”的结局不是没有促进，而是促进了真正的“公共的善”，即社会利益。这样说的依据之一是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社会正义得以维护和伸张；依据之二是罪犯坦白意味自新的开始，这就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减少其以后再次犯罪或危害社会的可能。 令我感兴趣的是，设局者是如何让囚徒做出有利于社会的选择的？简单说来，这里靠的是两个制度安排。其一是阻止囚徒合作的制度安排。其二是制订了一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赏罚规则。这两个制度缺一不可。没有前者，囚徒可以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困境”不复存在，两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抗拒。没有后者，意味着囚徒选择坦白和选择抗拒得到的惩罚一样，既然如此，囚徒何不心存侥幸地抗拒一回？ “囚徒困境”对囚徒来说是令他们左右为难的“困境”，但对设局的社会管理者来说，则绝对是一个制度安排的杰作。它的杰出之处就在于：纵然被管理者自私自利，一心为自己打算，最终也不得不自动做出有利于社会公益的抉择。这是好制度的一个特征。社会任何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应当向“囚徒困境”学习。当然这不是说把被管理者当“囚徒”看待，而是说社会在设计制度时，不能以有德性的人为起点，只能以最没有德性的人为起点。好的制度安排不会对有德性的人造成任何不便，只会让缺德的人感到不便。只要做到让最缺德的人都不得不从善为之，那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人不择善而行吗？ 问题是社会制度的设局者是否有权阻止某些合作或某些行为的发生？当然有。囚徒的合作是以损害社会利益或他人利益为结果的，所以必须排除掉它，社会正义才有保障。由此可知，并非凡是合作都是好事，都要支持。世上有利己利人的好合作，也有相互勾结起来损人利己的坏合作。前者可用制度促进，后者则需制度阻止。坏合作随处都可能发生。除了囚徒间的合作之外，权力寻租者与权力承租者的合作、项目发标人与个别投标人的合作、造假者与售假者的合作、医院医生与药品推销商的合作、警察与黑社会的合作等等，也统统都不是好事。因此，制度阻止不好的合作，就是阻止损人利己。而阻止损人利己，才能剩下利人利己，避免社会内耗，从而增进社会福祉。 市场经济颇似“囚徒困境”。所谓市场经济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将自利人追求最大效益的行动转变为社会公益的论断，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的。这就是：必须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排除自利人选择损人利己的行为。舍此条件，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必将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