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揚港事清濁 回歸十年徽音

林行止按：回歸十年，不能無記。這十年政經風雨不絕，人事更是多番起落，確有不知從何落筆之苦。適內地傳媒要求書面訪談，所提範圍、所問內容實在，遂一一作答。我手寫我想，卻難符內地政治要求，因此不存發表全文的期待，茲趁本報報慶，擇要在本欄刊出。

問　十年之前，你為回歸寫下什麼，主要內容是什麼？十年之後，你怎麼看待十年以前自己的觀點，是否會有所修正？香港十年的發展，是否和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設計的框架一致？如果有所偏差，主要是體現在哪些方面？

林　九七年後，我寫香港評論的比重較以往少，因為近十年見報的「林行止專欄」與以前有如社評般的「政經短評」並不一樣，分野是毋須緊貼政經時務。二是大局底定，香港萬變不離其「中」，該斟酌、富爭議的政策政情，只要北京方面流露一些看法，特區政府便奉若綸音，追隨唯恐不及；相對於可以作準的「京腔實話」，報上言論只是難言輕重的閑話。批評儘管尖刻，卻也但說無妨，因為可以讓人看到香港依舊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特區政府對群情，還會防其洶湧而稍有忌憚；對於輿論，則因京意凌駕而毋須假以辭色，「中」聽的，納為支持施政的民意；不「中」聽的，便由其自說自話。當關切政情無異於探求官家意向，議論政治便單調無味了。

我寫香港三十多年，要說不同階段，大致可分為三個。趕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前結集出版的《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信報政經短評選集，一九八四年九月初版；九二年以《前程未卜》和《賦歸風雨》兩書在台北出版），是一九七五至八四年間發表的相關文字，我從當初港人尚無意識的一個話題—「如何處理新界租約屆滿」—出發，邊寫邊看到它逐漸成為大家都在關心的「前途」命題，那份由鑿空而談變為具體實際的探索，是難得「寫意」的個人歷驗。

結集的書序裏，我說「『草簽』之前是港人摸索解決『九七問題』的階段；『草簽』之後，大家的注意力應放在如何掌握變動和爭取『生活方式』不變上……」。這兩句話基本帶出我自一九八四至九七年間、亦即我寫香港問題第二階段的取態。

當時殖民者抱着指日下旗的心情，在還政於「中」與還政於「港人」之間流露矛盾。北京為怕港人憂慮時局遽變而引致的人「財」流失，展開全面統戰，廣納各方意見，表現包容。在英國人必須放權的過程中，設法在變局中尋求重重保障的香港人，開始嘗到一點「港人治港」的滋味，而那是英制之下、傾向西方思維的方法和模式。由於中英雙方都在爭取民意，港人在心神未定的情況下，到處問計；外國人對香港回歸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也深富好奇。於是有關香港的言論，大有市場，備受重視。

爭取「生活方式不變」使我在香港問題上的基本立論偏向保守—防庫存空虛、防每寸土地都被拍賣、防民主步伐太快、防大派免費午餐、防公務員體制與法治敗壞……。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對改革開放路上的全中國而言，也許是一場僅足以定性為「風波」的考驗；可是對當時正待回歸、受過西方思想薰染的香港人，那卻好比危難臨頭的預警。中國領導勢力之威猛與對付和平示威群眾之嚴厲，遠在一般港人所能接受的意識範圍外，於是加快政改步伐以確保兩制保持距離的呼聲高唱入雲，我自那時起，也從向來防守政改步伐過快轉為同情。八九風波對北京繼續實施經濟開放沒有造成太大障礙，卻徹底改變香港過渡的軌跡，激化了京港之間的互不信任，「直通車」不能開動，臨時立法會的成立劃下界線，聽命於北京轉軌才算「愛國」，戀棧舊制，便是非吾族類的圍外人。生分港人取態的結果，就是英國人撤走以後，北京還是不把港人視為一體，特區政府亦步亦趨，近年任人用事也堂而皇之論起親疏而不覺有愧。隨着分化衍生的政治生態，自然就有言不由衷的取巧投機，更有虛應責任的非能者能任之的情況。

從九七到今天的十年人事，少寫了，不等於沒有寫。對於董建華出任行政長官接近八年，港人從滿懷期望到徹底失望，我在專欄裏曾一一反映、嚴厲批評。香港在為人正派、頗具視野並且盡力而為的董先生治下，吃盡苦頭，令港人深切體會到現實當中確有「好心做壞事」這回事。在公務員體制上加插政治任命的司長和局長，那說明董氏並不珍惜舊有的管治體制，其改動所帶來的變化深遠難料。至於他連任第二屆行政長官，則展示了勉力而為、不知進退的個人悲哀，也暴露了小圈子選舉的荒謬性。

中途出替特首職位的曾蔭權，他使政務官體系全面回朝，卻也擺脫不了已有政治任命、非驢非馬的「半部長制」。香港政治體制的完善，京港之間並不十分信任是妨礙循序漸進、理性行事的屏障。吳邦國人大委員長重申香港沒有剩餘權力、沒有三權分立……，語不虛發，句句實在，卻肯定是香港政制發展的嚴峻考驗。

問我十年前曾為回歸寫過什麼，實在很難三言兩語交代，我對香港如何維持繁榮穩定的經濟觀點前後如一，對政制發展的步伐，早期是怕太快出岔，如今卻覺得領導者過於膽怯，遲緩得與港人期望脫節、遠離民情，忽略實際的建構需要。

向來議政論事，都是抱着探索出路和尋訪理性解決辦法的態度，從來沒有預言未來、講求應驗的心態，我的許多觀點，有些與發展情況吻合，有些出現差距，由於自由社會的言論，只有見解高下的比較，沒有路線正確與否的考慮，所以問我會否修正過去的觀點，我是答不上來的。

問　我們知道十年之前，林先生把《信報》管理工作交給女兒，只是繼續在《信報》撰寫專欄，當年的考慮是什麼？是否和回歸有所關聯？

林　當年把《信報》的管理工作交給女兒，是因為她有潛質並曾流露辦報的興趣。我與太太早有退下工作火線的倦意，所以女兒接班，可謂順理成章。女兒其後結婚生子，報館工作繁重，不易兼顧，須有取捨，她放下事業，此為後話。

超過四分一世紀撰寫緊貼時事的短評，除了感到體力漸衰，需要放鬆一點外，我也考慮到自己長期議論香港事務，難免有些不自覺的成見，成見很易變為盲點，可能妨礙自己敏銳因應改朝換代後的新形勢，所以不寫短評，改寫專欄，可以減輕撰寫社論般的心理壓力。

問　林先生被海內外知識精英普遍視為「香江第一健筆」，「香港社會的良知」，「香港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人之一」，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傳媒人，你怎樣看待自己的多重身份？哪個身份你貫注了最多的精力心血？

林　我只是一個比較理性並且相當用功的文人，別人對我各種正面的褒揚和評價，我會心感欣悅，甚至喜形於色，但是不會昏頭轉向，不顧自己作為文人的身份和本分；我主要是從文字吸納知識幫助思考，也是藉着文字表達想法和看法。經濟學是個人偏好，是長期涉獵的一門學問，由於功力所限，絕對不能稱為經濟學家，頂多是個致力於普及經濟知識的傳媒人。辦報沒有改變我的文人本質，報館的經營管理，幸得內子協助，我只專注寫作，並為守正和如何取向把舵。

報上評論得到別人認同，發揮一點影響力，被人視為公共知識分子，那是額外的榮譽，不是身份的變化。我的時間精力主要用於閱讀和寫作。

問　回歸十年，你是否認為自己從「香港社會的良知」成為「中國社會的良知」？你怎樣看待兩個概念的異同？我們知道《信報》和你的文章是內地高層重要的決策參考，十年間你有哪些理念已成為現實？

林　在我而言，「社會良知」的稱號未免不着邊際；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香港社會的良知，作為「中國社會的良知」一說，便更有距離，更不知緣何說起，如此衡量二者異同是毫無基礎，也無意義的。

我認為，一個人能夠長期憑自己的良知應世處事而來去無礙，那已經是很了不起，而且非常幸運了。

問　十年當中，你怎樣看待香港社會中增加的「中國要素」？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林　我不大明白你這個「中國要素」的問題，儘管嘗試作答。

回歸以後，正如吳邦國人大委員長所說的，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給多少，我們才有多少，假如北京對港政策搖擺，香港便難言穩定，所以香港能否維持法治、港人能否享有自由，中央怎樣對待香港是個關鍵因素。

港人過去對大陸的最大依賴是食水和糧油副食品供應，自從中國經濟開放以後，港人旅遊、購物、置業、工作、投資都往內地跑；尤其回歸以後，港人生活空間因為可以便捷地往國內轉動而大為擴闊。較諸當年仍在英國治下，中國尚未開放，港人要做生意，便有必要往世界各個角落鑽營，如今中國大陸是眼前現成的龐大市場和世界工廠，商人自然是圖近捨遠、棄難取易；不過，國際視野卻因此而在不知不覺間縮窄了，英文作為重要的謀生語言也有普通話起而等量齊觀、甚至有過頭的趨勢，推行兩文三語是按實情需要的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