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移动：
再也无法漠视的“经济理性人”危机二
真实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独立于观察分析的状态，是大异其趣的。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人们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动物精神这个本质元素，等于把待解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好比医学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人的动物性”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animal spirits”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这类本能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unconscious mental action”，故笔者以为，把它译成“人的动物性”似乎更为贴切。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可能是为了人的“理性计算”相区别。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程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人的动物性”的概念，解说在信息缺失或无法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长期投资的回报的，而这类决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其结果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会清晰起来。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是冷静计算（cold calculation）的结论，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不妨说，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经过千百万年进化删汰后的特色。
“人的动物性”凭信念和直觉积极行动（proactive on trust, intuition and heuristics），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不断得到保存和强化。反过来，游移、畏葸、悲观、被动、得过且过的人，即使曾经有过，恐怕也被淘汰殆尽了。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
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的动力多半来自“人的动物性”的范畴。仰仗信念积极进取而获得突破的例证，在人类历史中举不胜举。譬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按照其船队的三条小船所载的给养，绝对到不了预期的目的地印度。当时人们了解地球圆周长约为四万公里这个事实，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伦布运气，巧遇牙买加的岛屿，即便再迟几天的话，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再如，现代人类走出非洲，三万余年前迁移至西伯利亚北极圈内的一个小部落，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挣扎了近两万年，乘着冰河期的高峰期白令海峡被冰封时，有一支小分队，硬是闯了过去。目前整个南、北美洲的原住民，无不是其中两个男队员（亦有可能分属两个小分队，分别闯入的）的后代。
缔造了人类历史的“人的动物性”，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深圳的崛起，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是其中一例。眺望深圳，我总不免想，能在25年间从一个不足5万居民的小渔村跃为1200万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计较”，能有如此恢宏的结果？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仅仅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的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事实上，有不少原创性杰出人物，也都凭持信念和直觉就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就此意义上讲，萧伯纳曾指出，社会是由“非理性的人”拽着拖向进步的，想来并不是一句戏谑之言。刚去世的乔伯斯怎样引领市场前行的经历，也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又一个鲜活的实例。乔伯斯的成就有目共睹，他改变了娱乐影视、出版、电脑、零售等至少六个产业的竞争规则，但背后的灵魂精粹却是他的特立独行（即counterculture rebel）,和冷静理性计较的市场法则——股东利润最大化，是大相径庭的。人类为什么保有“人的动物性”，进化直到文明阶段而仍有其成效？人们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解释，不过人们没有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必须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信息系统的应用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那么，“人的动物性”的破坏性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本书的作者，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人的动物性”一旦导致巨大的“乘数效应”，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人的动物性”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对同类的互动，即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缘。当人们能够自主决定并保持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可以被其他人的“恐惧”给对冲掉。然而，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人的动物性”的攀比，就会逆转“恐惧”，使之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剧增，投机之风大炽，激起泡沫的可怕泛滥。反之亦然。正是人际的攀比和盲从，把趋利和避害推至极端，造成的物质财富的大规模毁灭和生产过程的长期中断，有时比战争和自然灾祸危害更烈。金融行为学的实验和市场调查一再证实，人的非理性思维并不仅仅是例外的状态。你不妨平心静气回忆一下，买卖股票时自己是怎样做决定的，你最熟悉的人——配偶、子女、亲朋——做抉择时的“理性”程度又如何？最寻常的一个例子，是在选择终身的伴侣——可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时，他们盘算的理性程度又是如何？看看自己的周围，当看到“并不比自己聪明的同事、同学、亲朋的愚蠢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有谁还能按耐得住？
主流经济学理论会争辩说这就是市场的“魔力”所在，个体的非理性行为能得到“看不见之手”的神助，市场用甲的谨慎去平衡乙的冒进，以B的贪婪来抵消A的畏惧，如此等等，于是乎在整体上，市场总能保持均衡和有效，个人的过失在市场里会消弭无形。在讨论“效用”时，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无不做了一个基础性也很要命的简化，假定一个经济实体（无论个人还是企业）的效用和其他经济实体的效用变动无关。这无异在说，自利的个体但求自己所得能多一点，全然不管他周围的人（无论同事还是对手）的所得有怎样的增减。就近取譬，你不难明白这个假定的根本性谬误：年尾发奖金，白领某甲拿到红包500元，觉得相当欣慰，因为在这个坏年头老板还能体谅；但无意中知道同部门的乙拿到的红包竟有1000元，他会大感愤懑，甚至会抱怨还不如大家都别拿红包，谁又稀罕这区区五百元呢？你要是老板，自然不希望甲和乙通气，不然你发出1500元的奖金，不但打水漂，引起的后果很可能是激励的反面！这些例子比比皆是，教人疑惑所谓的“帕雷多改进”，有时是在促退，成了“帕雷多倒退”。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框架里，人既然被假定成有完全理性能力的行为者，“人的动物性”当然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而个人的效用函数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的假定，已经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规范的理论”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也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人的动物性”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人的动物性”的其他形式，如讲求“公平”、憎恶“腐败”、货币谜象、重“故事”而轻“逻辑”，人们长期进化而来的种种固有倾向，于是也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其中，“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的假设所造成的严重缺失，罪莫大焉。如作者评述到，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具有“创造性毁坏的”企业精神尽管是大家普遍能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又如作者批驳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谜象”不可能存在的逻辑，也值得研读。弗里德曼“漂亮地证明了”货币谜象在逻辑上不“应该”成立，但他执意把人性“科学化”的企图，却使经济学走了很大的弯路。贯穿全书，作者都在努力说明，数理逻辑并不能取代“生命逻辑”。
经济学说的各个派别在讨论“效率”（efficiency）时，必然涵盖了活动的正当性（propriety）和目标的达成（effectiveness），而狭义的产出/投入比率，即工程意义上的效率，要在前两者的框架之下才有意义。正如在理解理论的纷争和对峙时，别忘记经济利益角逐的关键——税，至为关键，在理解ZF机构在利益分配的作用和利弊时，不能忘记“自由”远不是“免费”的（free to choice is far from free）。从宏观上看，现代人类社会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暴力莫外乎国家及其ZF代表，而“自由”的合法保障主要由其赋予；从微观来讲，“人的动物性”限定了，人即使完全不受法规的限制也不可能是全然“自由”的。
全书结论时，作者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所能讨论的经济行为其实相当有限。下面的四大类经济行为里，主流经济理论有能力解释的恐怕就只有右上角的那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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