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建党支部是融入中国部分商业圈子的需要，成本不高，但收益也许很大；融入既有制度交流平台，是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需要

第二：牵涉到红顶商人的特权问题。

温州商人在确立私有产权之后还要谋求政治地位，这主要与中国整体的制度环境有关。

在现有的制度这个外部约束下，有了政治地位就可以减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从而可以减少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敲诈，所以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办事的交易成本。

同时当前政府在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家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后，可以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通过参与立法，进一步保护其他相关权益。以法律形式确立保护私有产权以后，民营企业的其他权益也需要有人代表其利益，所以这时一些企业家就开始寻求政治地位。

文化因素也是要考虑的，中国一直有官商，胡学岩的成功对民营企业家是有启示的

在回到交易成本上，官商一定程度上在信息获取上具有优势，这也会降低交易成本，这对民营企业发展显然是有帮助的。

作为理性人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从这种行为所获得收益显然是远大于其要付出的成本。

至于具体能得到哪些收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如果我国政府干涉企业的手伸的越来越短，企业家政治上也会逐渐脱掉红帽子的。

在美国企业家也会谋求政治地位，但是不会通过象中国企业家带红帽子的方式，应该会组织游说集团和政治献金吧，另外还有？

只要政治权力影响经济结果，众多企业家谋求政治地位就不足为齐，奇怪的是不同约束下不同的谋求方式。

从租金的角度来解答，政治地位是一种垄断资本，可以带来垄断收益。所以要支付这一租金。

另外官商合谋也可以巩固这种租金。

这种租金也包含信息租金。

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人在追求经济独立的时候往往也追求政治地位，以此作为自己的价格的显示。对自身的价格的评估也会带来自身的效用。

呵呵

一，经济组织的去政治化是为了降低经济组织的成本，节约交易费用，使生产更有效。

二，社会关系上的强政治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地位，使企业在市场上更容易立足，也是节约交易费用。

如果是阶段分析：

1。每个人追求的都是自己的核心需求，或者说是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经济地位的提高还是社会地位的提高都是为了这种核心需求。如果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算为两种商品，那么在初期，社会地位的谋求要放弃经济上的生产效率，从而使谋求政治地位的机会成本过大，由替代效应得商人们会选择谋求经济独立。而在后期，当收入已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利益的边际效用就要小于政治地位带来的尊重所导致的边际效用，所以他们会谋求政治上的地位。

2。另外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会提高经济的边际效用，双方是互补的。

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为了使总效用提高。

无论是去政治化、还是政治化倾向，都是企业主和商人的优化自己利益的一种选择：前者应该代表原来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领导为了将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资本转化为私有的需要，只有在组织上去政治化，才能更容易地达到这个目的。而那些商人实行政治化，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者借助政权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权益。

通常情况下，企业家或资本家比工人更为自觉地关心政治，因为参与政治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更多，远离政治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更大。当然，他们会选择有利于自己权益的政党。不过，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如果领导的党不会对企业主的利益带来太多的限制，或者说参与党的成本相对较低，他们就愿意组织能够为自己所控制的党组织。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温州商人无法控制企业组织的党委，党委成了保护工人利益、实行共产的组织，商人不会那样无理性地自觉组织党委，反而可能会誓死反抗，就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

昨天晚上，张曙光老师做讲座，第一个就谈到了曹老师的这篇文章。经张老师一分析，确实浙江的民营党委与其他地方的党委是不同的，以党委之名，从事着公共关系与社会福利两个部门的职能。

加强对外政治联系，建立党委，这都局部地提高了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体现在何处？还是增加了别的什么收益？

社会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效用，另一方面有利于从政，而从政会使企业在市场上更利于占得租金，包括政府内部的信息租金等。

我觉得还有中国人的长期对仕途向往的心理因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