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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房价的爆涨，使一个词火了起来，就是＂炒＂这个字。众所周知，近年的高房价是人为地炒起来的。五年里翻了十倍之多。近期农产品又遭遇了恶炒。继大蒜、红辣椒价格疯涨百倍之后，绿豆价格也惊人上涨，由年前的每斤3元，涨到20—30元。今年对中国农业是一个灾害多发的不利年景，可以预期，年内农产品还会遭遇新的爆炒。农产品价格恐将持续攀升，从而激化已经日趋明显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
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叫“炒”？“炒”这个厨房中的烹调词语，何以竟然成了一个中国的经济学概念？以致竟可以决定市场物价，影响和改变千家万户小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呢？
对时髦的主流经济学而言，所谓炒这个概念是无法解释的！主流经济学的神圣教条是：商品价格由市场需求决定。物价蓬勃上升，反映市场需求大旺，是好事，不应受到任何行政的干预和限制，否则就是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律！从这种观点看，某种商品被“炒”也是大好事。不仅房子能“炒”，粮食、大蒜、辣椒、绿豆、火车票等等一切市场稀缺资源同样能“炒”也应该热“炒”，不让炒就是违背市场的规律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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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叫“炒”呢？
其实，所谓“炒”。就是对某种预期将稀缺的商品在其价格尚未高涨前，低价大量买进予以囤积，待其价格上涨后抛出，从而谋取来自价格差形成的暴利。用经济学术语说 ，就是把稀缺物资购进储藏起来，等待其高价而卖出，从而牟取暴利。也，就是利用货币资本囤积垄断，从而牟取货币暴利的行为！
其实，“炒”，并不是什么现代市场经济的新鲜事，所谓“炒”无非就是古人所谓“囤积居奇”。两千年前中国商人吕不韦就曾是一个成功的大炒家，他所囤积待炒的“奇货”（期货？）就是是当时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公子异人，而其获利目标则是秦国的最高国家权力。
所谓“炒”，《资本论》中说就是并非为自己使用消费而购买，而是为“卖钱”而“购买”（这是悖论），目标是套取由这一买一卖而形成的巨大利差。此种伎俩，过去叫投机倒把，如今叫市场经济。
其实，炒的本质就是由炒家以货币手段垄断和控制物资，从而操纵控制商品的市场定价权。当经济濒临萧条，货币资本过剩大量从实体产业领域溢出从而货币流动性大增的背景下，炒货的行为必然大规模发生。
由“炒”而定价，这本身揭破了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编造的一个市场神话：资源可以由市场供求这只看不见的手公平和科学地自然定价。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国内和国际，哪里存在这只看不见的合理配置资源的神圣之手？我们到处看到一只有形的金融资本之手，通过期货和现货交易，掌控市场的绝对定价权。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人买什么什么涨价，卖什么什么掉价。石油、铁矿到农产品，无不如此。在期货市场上，谁掌控的货币资本大，谁就掌控着定价权，谁就是赢家。决定市场终端价格的不是任何消费者，而是金融资本。
在金融资本绝对主导世界经济的现代市场体制下，商品定价权根本不在消费者手中，所谓消费者主权，纯粹是一个毫不动听的骗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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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国家权力承担着面对内外炒家，捍卫民族整体经济利益保护弱者和百姓利益的天然责任。国家理应承担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一严肃的主题。
近年房地产市场的混乱现实已经证明，奸商资本具有无孔不入为牟取巨额暴利不择手段的疯狂逐利性，其疯狂和歹毒充分表现在炒家们只追求一己私利的最大化，而置社会大众的基本生存权利于不顾，从奸商炒房团到奸商炒莱团以及股市上的疯狂吞金大鳄们疯狂以重金炒的行径，再次验证了马克思《资本论》学说的颠扑不破！
中国市场经济不应成为少数暴发户和外部涌入的国际炒家疯狂吸金敛财的工具。既然国家经济体制仍叫“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实施计划管理和必要的干预，应该敢于铁腕治奸商，坚决打击各种不顾大多数老百姓死活的商品炒作。毕竟，市场经济不等不等于利令智昏、泯灭良知、损人利己的恶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