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柔缙：台湾人的「上海路」

【联合报╱陈柔缙】2010.06.26 03:10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5687563.shtml

六月中，台北松山机场开始直航上海虹桥机场，刷新了台湾人前往上海的方式。


从十九世纪到日本时代结束，台湾和上海之间的通道全由水路。


据一九○五年报纸记载，一八八五年，也就是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那年，清廷在台政府派人到德国买了两艘船，「开通上海台湾航路」。有了路，接触跟着就来了；上海的「申报」随即派遣一位通信员，长驻台北卖报。衙门的官员因此有中文报纸可看，了解中外情形。


到了日治时期，松山机场于一九三○年代虽然已有民航机起降，但只飞冲绳和福冈，台湾人到上海，还是唯搭船一途。日本时代最早开往上海的定期轮叫「抚顺丸」，一九一一年四月五日首航。出发地点非一般熟悉的基隆港，而是打狗（高雄）码头。台湾南部产糖，抚顺丸首航载的货，五百包龙眼肉之外，就统统是糖，一万五千多担几乎全在上海卸下，只有少少的两百七十担配送汉口，可见有船从打狗到上海，无疑打通台糖输往上海的一条大路。


一九一○年代之后，台湾人到上海，可搭各种大小轮船，但多非直航。常常都是先到福州，再往北停靠上海，最后到大连，才走完整个航程。


这条航路属北中国线，跟到厦门，南转汕头、广州的南中国线不同，两者不相重迭，各走各的。一九三一年，中华民国在日本帝国的台北设总领事馆，第一任总领事林绍楠从上海搭船来台履新，就是先经福州，再到基隆。


前年，我访问了松山的老医生余锡干，他年轻时，在满洲念医科大学，也在那里开医院。一九四二年，经人媒妁，余太太要去长春与他成婚，也是搭福州、上海到大连这一轮船航线。余太太出发前，老丈人的朋友、三阳工业创办人黄继俊送她哨子、红布和人蔘等三样东西。余老医师说，黄继俊过桥都会拿拐杖敲一敲，个性稳重小心，所以，三件礼物送得各有其道理；万一不幸发生船难而落海，哨子可以求救，红布可以吓走沙鱼，口含人参则能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那时正值战争，前往上海的航路上增添了许多恐怖气压。


日本时代，也有许多人不像余太太那样走法到上海。当时制度很诡怪，从日本到中国，不需签证或护照，到了中国，行动也很自由。但是从台湾到中国，就需申请「渡支旅行券」，到了中国，那边的日本领事馆且看得很紧。于是，一九二五年，前副总统谢东闵中学未毕业，想回「祖国升学」，决定到中国第一大城市看看，他是先搭往日本的船，抵九州岛门司港，上岸转乘火车到长崎，再从长崎搭客轮直达上海。一九二三年，台湾共产党奇女子谢雪红也是这样迂回一圈，才到了上海。


舍近求远，只为换得自由空气，这样一条台湾人走出来的「上海路」，毋宁是殖民时代的特殊产物。
（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