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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9
推动制度演化的力量常常是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比如理想和信仰。由于有了某种理想和信仰的支撑,物质利益甚至生命都可能会因此变得微不足道。  考虑由下表表示的博弈

0,0

7,3

3,7

2,2

   张三(行)和李四(列)的能力差不多,现在要一起合伙做某事,如果两个人依如下方式分工则将提高效率,即如果其中一方担任管理者的角色(记为“主”)而另一方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记为“仆”),那么管理者的支付为7而被管理者的支付为3。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担任管理者则所得的支付均为0,如果都担任被管理者,则所得的支付均为2
该博弈有两个均衡解(主,仆),(仆,主)。这一类博弈具有如下的特征:在任何均衡点,不仅在给定其他参与者行为的条件下没有人有激励改变其行为,而且没有参与者希望其他参与者会愿意改变其行为。具有这种特征的博弈我们称之为协调博弈。谁都想当主人,但是一旦对方已经是主人了,则自己的最好选择就是仆人,而且一旦主仆位置确定后,则双方都不会单方面的改变自己的角色也不希望对方单方面的改变自己的角色。虽然有点不公平,但是却构成了一个能自我维持的均衡。
在这类博弈中,每一个参与者面临的问题是他和他的对手如何协调他们的战略选择,因为给定对方的战略,协调总是好的。当然对于张三来说,最好是出现(主,仆),而对于李四来说,最好是出现(仆,主)。不管出现哪一个均衡,总有一个人会感觉到不平等,觉得受到了歧视。
如果一个协调博弈是一个给定的经济系统或社会里反复出现的特征,那么与其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去尝试解决这个博弈,不如期待经济系统里的行为主体建立起某种行为或惯例的均衡模式,并且每次遇到该问题时加以遵循。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惯例如果被遵循的话,就是一个社会制度,并且将允许行为人避免出现无效率的非均衡得益。
由于双方都企图让对自己更有利的均衡出现,因此惯例或制度就显得很重要。比如有关产权和继承的法律,就有助于对某一方有利的均衡的维持。这一类制度也就称为“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一旦惯例形成,那么处于受“歧视”地位的主体在理性思考的支配下,将不会寻求改变自己的战略,甚至还会希望对方也不要改变战略。这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坐稳了奴隶的位置”的人。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并不完全受到理性的控制,一旦受“歧视”的人明显的感觉到了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感强烈到使其产生了某种无法控制的激情以至于选择了另外一个战略。果真如此,则均衡便有可能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制度的演化。也就是说,“革命”发生了。
设原有制度位置的稳态是(主,仆),那么对于李四来说,将均衡变为(仆,主)是对其有利的。但是,表只是静态地描述了如果博弈双方处于某一战略组合时的支付向量,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博弈的环境是怎样的。制度的演化将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分析如下:
1)很有可能,在博弈重复了很多代后,李四的后代们可能已经习惯于“仆人”的位置,虽然对主人的位置很羡慕,但自己却根本就没有当“主人”的念想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主人”这一可供选择的战略。如此,则革命就不会发生。“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就这样被锁定了。如果统治者采取“愚民政策”则将强化锁定的程度。
2)李四的后代们在经过某种形式的启蒙后,开始认识到了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并进而产生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但是要改变现行的制度,需要对已有的产权结构进行重新的界定,而这除了会遭到张三的后代们的强烈反对外,还涉及到对已有产权结构的知识水平以及提供为什么需要改变制度的充分理由等等。制度演化所需要的巨大的操作成本很有可能会使李四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放弃“革命”的想法。
3)博弈可能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它非常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因此,“革命”的目的可能仅仅是追求一种所谓平等。比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常常是“杀尽不平方太平”、“均贫富”等,因此可能“革命”的后果只是将社会制度演化到(仆,仆)这样一个无效率的非均衡解上。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博弈各方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些想法,如“要穷大家一起穷”或者“虽然比以前更穷了,但至少大家是平等的”等等。
4)李四的后代们中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位成员,他具有巨大的牺牲精神,为了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仅仅如此,这位“革命者” 还有关于现存社会制度、自己所属阶层的成员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如何行动才能成功等等方面详尽的知识。这种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不太“理性”的杰出人物的出现虽然概率很小,但是一旦出现,可能就会导致“革命”的成功。另外,环境的改变(如新知识新技术的引入)会降低获得成功所需知识结构的成本,如此便会增加“革命者”诞生的概率,从而大大增加“革命”发生的概率。
5)即使“革命”真的成功了,从表面上看由于产权结构社会地位都发生了改变,即导致了社会制度的演化,但是社会制度原有的“不平等”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博弈双方的地位颠倒了一下。而社会在花费了巨大的成本之后得到的新的均衡在整体上并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新的利益——双方的支付之和仍为10。比如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利益的分配方式,也没有产生更有经济绩效的新的社会制度,所不同的只是——统治者变了。 但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改变统治者的“起义”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却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使得“积累财富”这种策略从长期的角度看变得毫无意义,其结果是使中国一直处于积弱不振的状态。
6)因此,既要改变社会制度又要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必须改变博弈本身的结构。在本例所提供的对称博弈中,有一个前提,即张三和李四的能力差不多,谁当主人都一样都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改变博弈结构的一种方式就是,使博弈各方行为战略集的元素以及战略的选择方式上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7)社会知识的积累将会使博弈各方无论在知识结构以及在能力上都会发生分化,从而导致博弈各方在知识能力等各方面都发生对称性破缺。另外社会知识的积累将会使环境资源的价值发生巨大的改变,从而提高每一个战略组合的支付向量数值。比如李四具有管理学博士学位,而张三是个文盲或半文盲,那么李四担任管理者将可能会提高双方的支付水平。
综上所述,当我们运用博弈论探讨社会制度的演化机制时,除了要详细讨论博弈本身的结构外,还必须对博弈所处的环境进行细致的考察,而这个环境可能是社会制度演化所涉及到的交易成本的更为关键的因素。
一个问题:民工在与老板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这究竟是民工自身的问题还是博弈所处的制度环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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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29 09:03:39
自己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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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29 09:11:43
帮你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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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29 09:27:17
上面分析的还是有点道理!
我就用你的体系回复你的问题:农民工在与老板的博弈博弈中处于劣势,个人认为是农民工自身的问题。理由如下:
1.一般情况下,农民工自身的知识及能力确实不如老板
2.如果均衡发生变化,也就是你所谓的农民工成了老板,虽然在你的框架里社会总福利没有变化,但我认为由于第一点导致整个效率下降,福利下降
3.如果只是争取均富那效率肯定不是社会所乐见的,经济学就是追求效率的
...................
所以说,现存的制度还是由于农民工本身的问题,如果当哪一天农民工的在经济系统中,能创造比老板更大的效率,那么我支持改革,但此时就要考虑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制度变革了,是否有一个人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了
现只想到这些,有在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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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26 15:07:34
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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