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刻理解私有制和公有制

                         于德浩

                         2016.12.14

“私有制”和“公有制”是政治经济学术语，但一般民众的理解都趋于庸俗化，太过肤浅，很容易被误导。比如，若说公有制好，“所有的资源都是人民的，每个人都有免费享用的权利；所有的财富都是大家的，各个社会成员应该均贫富。”若说公有制不好，“所有资源都是共享的，那么你老婆也会被别人共享；均贫富，就是懒汉和勤劳的人分一样的钱。”同样，若说私有制好，“每个人自食其力，多劳多得；每个人想工作就工作，想休息就休息，个人自由。”若说私有制不好，“社会资源本是大家的，凭什么就变成你家的？你美其名曰祖辈传流，实质就是不劳而获。富人据此敛财，穷人何时才能翻身？”

如果不具体到某件事情，上面四种说法都有道理，很难说哪个更有理。所以，就形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对抗，偏公有制的称为左派，偏私有制的称为右派。双方都空喊口号，丑化对手，忽悠民众。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公有化和私有化是社会治理的两种手段，哪种更好使，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进一步说，社会治理的目的是惩恶扬善、和谐发展，公有化方案用好了也行，私有化方案用好了也行，二者结合兼容并包也行。如果只逞口舌之利，耽误了干实事，那就谁也捞不着好，大家都将死于内斗。

我下面举个例子，具体的讨论一下私有化和公有化的处事策略。比如，穷人申请最低社会保障金。如果穷人没有劳动能力或者失业，那么国家应该补贴他每月1000元。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方案是这样的。穷人他本人不懂各种申请程序流程，不会填表，也不知道去那些部门办理。这时，就有私人的中介公司专门帮穷人处理这些事务，为此收费1000元；当然穷人也可以后付费每月100元。就是说，在私有制社会，认为中介收费1000元是合法合理的，因为他们给穷人提供了服务；而同时，又节省国家的“入户调查”费用；如果将来发现这个“穷人”是“骗保”，那么由私人的中介公司承担国家财产的风险损失。简言之，穷人一年申领12000元的救济金，但另行缴费1000元；实得11000元。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这么处理的。穷人找到“盖章”的主事人，说自己符合国家的低保条件。主事人大致了解情况，盖章认可，从而穷人就可以一年收入12000元。

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及政治实践都认为“私有制”方案好，而认为“公有制”方案不好，原因是无现实可操作性。比如，寻租理论认为，主事人会刁难穷人，然后索贿1000元，才会盖章办理；这就是腐败的根源。

我说，就算这是“腐败”，那么穷人最后还是得到11000元，结果和私有制方案是一样的。只不过这1000元的交易费用的称呼不同，私有制下叫服务费，公有制下叫受贿。也就是说，西方欧美国家不怎么腐败，是因为把一些腐败给合法化了。或者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腐败严重，实际是把“劳务风险费用”给错杀了。

公有制另外一个被诟病的地方是，官僚主义导致效率低下。比如，主事官员就是不盖章，怕担责任更不敢受贿。对，这样确实损害了穷人申领低保金的权利。不过，繁冗拖沓也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出现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私人中介公司收费办福利，高效率，这就诱导很多劳动力主动失业，“辛苦工作一个月赚1500元；不劳而获一个月1000元。相比之下，申领救济金更划算。”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坏处恰巧成就了好处，“天天搞低保，丢死人又跑断腿，还不如一个月打零工挣1500元来的实在。”

寻租理论的“要挟”经济学是建立在“利己”及“金钱万能论”的假设之上。实际上，就很多实际情况来言，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每个人不单单是利己的，也不是只看重金钱的；人们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都有一颗“良心”。张五常把这些称为社会风俗习惯对不完全合约的补充或约束。

比如，一个80岁的老人或失去双腿的残疾人，来申请最低保障金。主事官员会要挟他吗？会怕他骗保让自己担责任吗？会嫌帮他填各种表格麻烦吗？不会，因为主事人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怕被群众戳脊梁骨的人。所以，他会二话不说，直接盖章通过，比私有制的中介公司更高效率。所以我们说，北京可以有APEC蓝；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出现，他们达不到这么高的办事效率。

同样，如果一个四肢健全的劳动力去申领失业保障金，主事官员就极有可能刁难他，甚至要挟他，“不管他的穷是真是假，逼他找工作，自食其力才是正路。”所以，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劳善良。

当然，如果总的统计来看实际效果，“私有化”和“公有化”不分伯仲。原因是，公有制的贪腐“陋规”基本与私有制的“服务收费”相当。就一般效率来言，私有化还略胜一筹。原因是，现在的公有制为了打击“腐败”，路走偏了。为了约束主事官员，把一个公章扩充为三个公章，本意是互相制衡，但实际是简单事情复杂化，多走了几道不必要的手续。不过，现在正转入正轨，比如实行，“首问负责制”“高额奖金制”“弘扬职业道德，为人民服务”。

公有制的办事效率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比如，中央下发文件“切实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那么申请的办事效率就大大提高，当然“领空饷”的也就多一些；如果，号令“严厉打击贪污受贿，防止浪费国家财富”，那么申领救济金的程序就会复杂严苛，一些穷人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

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言，马克思说公有制必将代替私有制，依据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根本理论。通俗的说，私有制可调动的资本和劳动力有限，办不了大事；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统一指挥，调动更多的劳动力去“办大事”，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至于社会各个成员是否均贫富最多只是一个副产品，不是建立社会公有制的根本原因。

现在，西方欧美发达国家被称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私有制真不能办大事吗？也能。怎么绕过“个体私有资本太小”的限制呢？就是推行股份制。西方的股份制，都是私人持股，可以认为是私有制；但是，就整个大公司来言，是隶属于全体股东，可能超过几万人。从某种意义说，“股份制大公司”实际就是共有财富，是几万名股东的公有制企业。

再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怎么办大事。自人类进入20世纪，前苏联、东欧及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初，确实推动了生产力巨大发展，各国从一穷二白到解决温饱。但是，进入1980s，社会主义公有制似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毕竟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更贫穷。人们就找原因，初步总结为，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虽然看似不公平合理，但个人“求富”的上进心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生产力。“利己”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普遍实行平均分配，打消了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源动力不能被激发。所以，当时就形成了“华盛顿共识”，主旨就是“私有化才能提高生产效率。”

现在来看，当时人们认为要提高生产效率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却把“私有化”看成了充分条件，这就太武断了。西方国家是私有制，并且科技发达，但这俩是因果关系吗？未必！提高生产效率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吗？未必！中国人还是实事求是的，西方说私有化能引起高效率，那我们解放前的旧中国也是私有制，怎么没高效率呢？

我们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富裕，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科技效率；既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私有化。改革一定要做，但要循序渐进，适合中国国情；“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中国改革后来走了第三条道路，我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的腾飞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中国模式”，也称为“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是“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获得了今年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我相信邓小平当年是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但他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就如同两千年前的萧何曹参肯定不知道现代经济学原理，但是不妨碍他们运用黄老学说的休养生息政策治理好国家。

全体股东是股份制公司的所有人，是委托人；而总经理CEO，就是代理人，负责运营管理整个企业。同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人或委托人是全体人民，而国家主席及总理等各级官员就是代理人，负责治理整个国家。委托人怎样激发代理人勤勉尽责，这就需要一套合理的方法或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共和立宪制，我们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处理大事”的角度来说，私有制和公有制正在殊途同归，委托-代理是私有制和公有制都要面对的问题。委托人对于代理人的具体激励措施一般是金钱、权力、名誉。具体到何种手段或政治制度，我认为关系不大，应该以各国国情为重。直白的讲，到底是西方的民主好，还是东方的民主好，或是君主帝王好，得因地制宜。反正我觉得，瞎折腾肯定不好，统一稳定团结的局面，必须是首选。不过，目前我国对于各级政府一线官员的金钱激励，我认为明显不足。如果明面上的金钱激励不够，那么一线要员就可能寻求暗里的贪污腐败。

当然，釜底抽薪的反腐方式就是提高全民素质，这就是孔子说的“教化民众”。马克思也指出，“当物质生产极大富足，人们道德情操高尚，共产主义自然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