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批判---致张建平

【张经常说我是市场经济的完全拥护者与绝对主张者。以下是我许多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请张及其他人看看。其中包含着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因为市场经济下的生存竞争，使人们不得不在市场需求的导向下，以“坏商品”去换取“好商品”。当然生存竞争并非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而是因为财富稀缺的结果。因此市场经济在存在“坏”的方面的同时，也存在着“好”的方面，因为它也使财富丰富起来。――黄焕金】

人类生存竞争史

黄焕金

本书开篇“对价值的观念”中，曾经指出物品（作为代价耗费的）价值存在与物品对人类的福利程度成反比。而在这里，则主要说明物品价值大小，因而其稀缺程度大小不同的情况下，人类的生存竞争的历史情境。

一 人类生存面临的两方面竞争

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生存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为谋求生存而进行剧烈竞争的历史；没有竞争，人类无法从远古时代生存发展下来，也就没有今天和将来的人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人类生存为基本核心而展开的一部宏伟哲学，在它那里，人类的基本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就有人类劳动的基本重要性，就有通过人类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类生存的经济环境，同时也有了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上层建筑”。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总是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生存竞争。首先一个是在自然中的生存竞争，即与自然相对抗的竞争，这称为“自然生存竞争”；然后，随着这种自然生存竞争而来的是人类在自己社会存在中的生存竞争，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这称为“社会生存竞争”。十分显然，人类首先必须在大自然中寻求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从最直接的采摘野果野菜，到想方设法自己制造生产对自己有用的各种物品，这些，都是人类在自然中，在自然给予的物品仍然处于相当稀缺状态下的生存竞争。之所以说人类在自然中必须通过艰难的竞争才会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质，是因为自然中并没有多少现成的东西使人类直接获得和使用，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自然物品是极其稀缺的。通过这种与大自然的抗争，到现在，人类今天所使用的丰富多彩的物品，绝大多数都是通过人类辛勤的劳动制造出来的。当然，如最重要的物品---空气、水、阳光等，仍然是天然的、丰富的、自然直接而无偿给予的，但除此之外，人类所得几乎不能再无偿给予，必须要耗费人类劳动。在人类之始祖，人类面临的自然生态可谓极其恶劣，这是每个人都清楚明白的。虽然当时各种资源最为丰富，野兽出没、山清水秀的程度比现在不知强多少倍，但它们还没有转化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自然生态，人类还不能象现在这样将它们开发利用。对抗这种极其恶劣的自然生态，想方设法改善人的生存境况，就是当时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竞争。那时，人类与自然界的各种“脾气”、各种性质相对抗，以自己刚刚萌芽的智慧谋求弄清每个自然事物的性质与本质，从而掌握自然事物的内在规律，设计出人为制造这些事物的种种技术。通过这种智慧文明的发挥与积累，人类生存境况（人类的自然生态）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中渐渐地好转起来；并且人类智慧文明积累得越多，人类生存境况就好得越快。今天，由于已有千百万年人类智慧文明的积累，特别是近代以来人类智慧文明的加速积累，人类可说已过上无忧无虑并且高度发展变化着的生活。

在人类远古时代，由于自然生态的恶劣与人类还没有形成最基本的生产力，因此人类自己还没有什么剩余物品，此时人类生存所需物品处于“绝对稀缺”状态。当时，人与人之间还没有产生生存竞争，人们不得不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自然界的恶劣局面，对抗各种野兽的袭击，互相依存。试想，如果人们当时互相竞争、互相残杀，到最后只剩下一两个“胜利者”，那又有什么力量去与野兽及整个大自然抗争呢？因此人们只能抱成一团，集中力量谋求生存。随着人类历史的慢慢发展，人类智慧文明的慢慢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也慢慢得到提高，于是，剩余产品产生了。剩余产品的产生使人类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根本变化，因为此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由谁占有这些剩余产品呢？占有它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样，就产生了人类成员之间的“社会生存竞争”。这种生存竞争同样剧烈，甚至比人类的自然生存竞争更残酷剧烈，因为它往往为人类自己带来战争。初读人类历史，就会“闻到”这种生存竞争所引起的种种残酷战争的火药味，战争的胜利者则能身处整个社会阶层的顶点，而由社会大众贡养着。但是，他的这种地位时刻受到别人的威胁与竞争。因此，人类生产能力提高所产生的剩余产品，使人类各成员之间产生了生存竞争，并且随着这些剩余产品的增多，这种竞争越益剧烈。直到今天，虽然现在社会上的商品已经多得不得了（甚至多得成为一种负担），但人们之间的生存竞争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今天的社会竞争，主要是通过市场的占有（而不是通过硬抢白拿）而实现。

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状态后，从前通过武力、欺骗与制度漏洞等手段占有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人类剩余产品（---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人们，便把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可以生出更大利益的“资本”，同时驱动“无产者”在其上面加速劳作，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出相应的利润来。当然，在此以前，这些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剩余产品也能够作为资本而为它的所有者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寄生在上面不劳而生。比如，封建地主占有一定面积的土地，他便可雇佣一些人为其耕作，自己则躺在其不断产生的利益上面不劳而生。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利润的刺激下，能够使资本与劳动的结合产生“爆炸性”的结果，使社会产品一下子极端丰富起来。极端丰富的物质，这不正是千万年来人类生存所渴望的吗？这一恒古的愿望似乎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完满实现了。但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了如此丰富的产品，另一方面它又与产品的丰富性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运作方式---市场，只喜欢产品的短缺性，而不喜欢产品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市场只存在于产品短缺的地方，如果产品已经充满了市场的每个角落，那就等于没有市场了。没有市场，这就要了资本主义的命，使它的资本无计可施。资本的天职就是要通过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而实现它的“价值”，即利润。如果资本的这些产品已经没有市场可以销售出去，那资本拥有者就不可能由此获得利益了。

二　生存竞争下的畸形经济

虽然资本主义下市场商品极端丰富，但人们也并不能随便白得而不须付出相应代价。比如，你要生产出某样东西并到市场上出卖，然后才能以其所得再到市场购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不管自己所生产的这种东西对社会、对别人是有益还是有害。因此就有种种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以换取好的（对人类生存发展有益的必需品）商品。在此区分“好的商品”与“坏的商品”对现在这个物质极端丰富的资本主义时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谓“好的商品”，就是能够增进人类之生存与发展的物品，而所谓“坏的商品”，也就是反过来---能够破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品（比如烟草、毒品、其它假货等等）。正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竞争，才存在这种坏的商品，以坏的商品换取好的商品而使一个人生存下去。甚至一个国家还会以政府行为通过坏的商品而谋求利益，如许多国家都将对人有害的烟草作为一个生产与消费的重点，以通过此谋求最大的财政收益。海洛因等毒品谋财害命的作用更是强烈，它可使任何一个使用它的人迫不及待地“献出”自己的钱财。因此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市场经济时代，坏的商品与好的商品似乎一样多（但好的商品总会比坏的商品更多吧，否则人类靠什么生存）。由于利益分化越来越重，因此人类社会中大多数的购买力都会越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上，大多数人缺乏购买力怎么办？只好想方设法从这些富人手中换来一些钱（一些购买力），以换取生存必需。但人们为这些富人提供的商品并不总是好的商品，因为这些富人并不为自己的生存担忧（因此他们并不总是需要好的商品），比如人们为其提供毒品、妓女这些他们需要享受的坏商品，以换取他们手中的钱。这种坏商品不能够增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它只能使社会利益发生“二次分配”。一般地说，通过生产好的商品而获得的分配为“首次分配”，这是通过增进人类生存与发展之事业而换来的分配；比如生产粮食与各种家用电器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就是这种“首次分配”。而通过生产坏的商品所得到的分配是从这“首次分配”中分割出来的利益，因此称为“二次分配”。比如一个烟厂生产香烟，它的目的只是想从有多余钱的人手中换来一定的钱财。当然，二次分配也并不总是坏商品所造成的，比如大量的“第三产业”所提供的服务都是进行利益的二次分配，而这种服务与分配许多也是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医疗行业能够获得的收益是社会二次分配的结果，因为如果患者手中没有余钱来治病，医院也就不可能有这种收益。但如果医院为患者提供坏商品（坏服务），则医院所获得的这种二次分配也就是坏的，没有进步意义；比如想办法以滥开贵重药物与检查而从患者身上谋取过多利益，就是医院的坏服务。但不管好的坏的、进步与否，在剧烈的生存竞争之下，每个人只能想方设法从其他人手中换得（或干脆称“骗得”）钱财，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我们常常见到，本来某种商品是坏商品，并且生产它会使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但人们仍然生产它，国家的禁令也难起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人需要利用它来（在社会、在市场上）换取自己的生存物品。尽管今天社会商品充斥每个角落，但人们并不能无偿得到它们，因此，人们只能这样，以坏商品来换取之，以求得生存。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政府的一个很特别的策略：为使中国西部部分地区的自然生态不致因开荒种植过度而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决定无偿向这些地区提供粮食等物资，以换取他们“退耕还林”。这是以已经很富余的“好商品”来换取人们不再制造“坏商品”的行为，换取人们恢复自然生态的好策略。又如，我们需要向种植毒品作物的地方的人们提供很优惠的财力，以换取他们转换种植，不再以种植害人的毒品作物作为谋生手段。这些都是明智的策略对人们生存竞争的缓解及所带来的好处。另外，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了，如果全世界的出版物都以电子的形式出版发行，那我们就不再需要纸张来印制与搬运出版物了。这无疑是件美好的事情，因为人们不再需要耗费珍贵的林木资源来生产这些一看过就扔掉的报纸书籍，也用不着建造太多污染严重的造纸厂、油墨厂等等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类似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非常多，以先进的方式取代它们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伟大进步。但在今天这个剧烈的生存竞争时代，这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大量人员在这些行业，以这样的生产方式就业、谋生，变更、取代了这些行业的传统生产方式，这些人员的生存就会发生严重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尽管这些行业因其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而实际上在制造着“坏商品”，但人们仍然需要通过这些“坏商品”来换取好商品，从而得以生存。这显然是人类生存竞争对人类自身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反过来，如果没有这种竞争，人们生存发展之所需实行按需调配，那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那时，人们不用通过种植毒品、破坏自然生态来获得生计。

三　生存竞争下的畸形人性

　　人们一般认为，人性是恶的，它表现为过分的贪欲与自私，“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现实也经常告诉我们，人的内心有时显得贪得无厌，无穷无尽，从不知足，就算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仍不满足。因此，将人性定义为“先天恶”，似乎顺理成章。

　但中国古人也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人之初，性本善。它努力说明，在一个人最幼稚的时候，其本性是善的，并非先天就有贪得无厌之心。可见，在中国古人看来，至少人并非先天就是恶的，人如果有恶，也只是后天形成的结果，是后天“恶的现实”环境所造成的。既然如此，如果存在后天“善的现实”环境，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善。

　　那么，是什么现实境况造成人性之“恶”（与“善”）呢？有人认为，是因为人贫穷，所以人变贪变恶，如果人变得富贵了，他就不再贪了。但这种说法并非正确，人性之贪与恶并不简单地由人的贫穷而引起，在富贵的时候，人同样可能贪心不灭，恶心不死。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境况造成了人性之恶呢？

　　实际上，是“生存竞争”的现实境况，使一个人的人性处于恶的境地。因此，无论一个人是否富有，只要他所处的现实环境充满着生存竞争，自己的生存时刻受到别人的挑战，那么，人就会变恶。比如，皇帝非常富有，但他经常显得非常恶，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对他的地位构成挑战，想造他的反（至少他自己这样想）。在这种情况下，做皇帝的只好“先下手为强”，那怕杀错无数。最后，事情往往演化成你死我活的宫廷政变。这种情况就体现了人性的“非常之恶”，但这个非常之恶并非这个皇帝先天具有的本性。实际上，在他还是小孩时，同样天真无邪，心地善良，与兄弟姐妹同吃同玩。但一旦他长大成人，做了皇帝，在这个你死我活的位置上，就由不得自己了，因为他会想：你不先下手杀人，别人就会下手杀你。当然，如果没有人要抢夺他的皇帝位置，那你好我也好，相安无事，太平盛世，---但一个没有阴谋的人为表忠心，不知需要应和皇帝多少次荒唐的“指鹿为马”。

所以，一个人的人性是不是恶，并非由人的天生本性所造成，而是由人处于一定的现实生存环境所造成。生存环境险恶，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剧烈，人性就变恶。战争是人性变恶的最大典型，因为在生存竞争表现得最强烈的战争中，杀人变成了正常事件；两军对垒，你不杀他，他就会杀你。而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生存环境又被具体分化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中，经济基础是基础，人的生存竞争以经济基础为最基本的环境因素，它体现为对经济资源的竞争抢夺。同时，人的生存竞争又在政治、文化、法律、军事等等上层建筑层面剧烈地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认为，要解除人性之“恶”，就要改变“恶”的现实条件，改变人们生活所处的经济基础。经济发达，物质财富丰富了，人的生存竞争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减弱。

马克思的一个最大主张就是“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他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实行公有制，建立“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为什么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是因为这种私有制使人陷于生存竞争之中；每个人，必须要在社会上抢夺到一个经济地位，才可以生存下去，才可以生存得更好。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将动物界中的“适者生存”搬移到人类社会中。如果人类社会存在这种“适者生存”，那么人性之恶就可想而知了。要消除这种人性之恶，就要在社会上消除这种“适者生存”状况。在中国，毛泽东时代曾实行过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虽然贫穷，但也过得“无忧无虑”，因为，人的生存问题不再由每个人自己操心，就象军队里，士兵不会操心他的生活一样。那时的人虽然贫穷，但也显得有道德守纪律。今天，人们的道德、纪律随分配差距扩大、生存竞争加剧而下滑，精神文明、人的诚信令人哀叹，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再也难保人们的生存问题，人们只能依靠自己在社会上的奋斗，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中国近20多年来的历史，是政府解除对人们生存统包统揽的历史，把人们自己的生存责任推回给每个人自己，公费医疗，福利分配（住房、物品等等），甚至连就业都成问题。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从经济权益上渐渐分离，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想法自己养活自己。这样，中央与地方之间难免出现经济矛盾，“地方保护主义”难以杜绝。这些都反映了这个现实：生存竞争使人不得不变“恶”。要想使人变善，就要把人的生存问题包揽起来，养活起来。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资格指责人“性本恶”。比如，靠领政府财政工资过活生活无忧无虑的某些人，会时不时看不起那些整日在街头谋生的人，说他们是“盲流”，缺乏道德修养。但如果他们自己也处于这样的地位，就不会如此心高气傲了。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在生存已成问题之时，仍然保持着正直道德、是非分明之心。比如《荷塘月色》作者朱自清，据说他宁死也不吃嗟来之食；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道德。那些过着寄生性生活无忧无虑的人，虽然他们自己显得有些道德，但这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毕竟没有经过生存竞争的洗礼。

四　通过剧烈竞争的炼狱，而达到没有竞争的生存境界

　　来到今天资本主义这个产品能够得到最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时代，人类的自然生存竞争减弱了，但其社会生存竞争并未减弱；这种竞争通过人们的经济活动，通过局部的甚至全球性的市场运作而进行。在这种竞争中，能够在产品品质、品种与成本价格上具有优势，才是市场的优胜者，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最终实现生产者个人的利益。这种市场上的“适者生存”，虽然残酷，但也富有积极意义。因为，正是这种市场竞争，才使人类的生产率得到促进与提高；它意味着：人类为获得一定生存物品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小，在此，每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越来越小。当人类为获得一定量生存物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更小时，人类生存就获得进步；这是所有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一个基本道理。看一个历史时代、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不是看别的，而是看人类（在这个社会状态下）为获得同样的生存物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否更小；不是看社会物品是否够多，而是看获得同样的物品（同样数量的同种物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否减小了，这才是真正的进步。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力低，消耗了很大的自然与社会资源而生产出大量的物品，那么，虽然这些物品能够完全满足人们某一时期的需要，但这并不是人类生产与生存的进步，因为它消耗太多资源，使自然与社会资源受到太多损害，这种损害迟早会迫使人类将来付出更大的生存代价。比如中国许多工厂企业，由于仍然采用落后低效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因此，尽管它们创造了很多产品，但它们为社会所创造的这些利益，也许还抵偿不了其对人类自然生态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这种亏损的生产尽管产生了大量产品，但也不能算是一种进步。市场竞争的好处，就是无情地淘汰了种种此类落后的生产方式，促使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与各种资源代价）尽量减小。市场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当某个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更低时，同一市场的另一个人也必须以同等（甚至更低）的价值生产出相同的产品，这样才有利润可赚。这样，市场便起着“价值减小传动带”的作用，通过这个传动带，人类所需各种生存物品的价值越来越低，这意味着人类获得它们越来越容易。当所有这些物品的价值都趋等于零时，人类的生存竞争必将停止；那时，人类将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竞争的仙境，人们使用什么物品都象使用自然空气那样随便，按需随时享用。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理想预设，现实会朝这个方向运动，但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种情境的典型出现。因为，一旦现存所有物品其价值都趋等于零时，资本主义就会想方设法创造出新的物品来，而新的物品其价值（与交换价值）总处于较高水平。这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并不是我们没有见到物品价值趋等于零的规律出现，而是新物品的不断产生掩盖了这种情境的出现。回顾几年前、或者更长时间的历史，我们发现过去所用的许多物品基本上已经不怎么值钱了，这表现了物品价值趋等于零的规律确实是存在的。

　　任何一种物品，当它已经没有价值时，就不再是人们互相抢夺的对象。人们所抢夺与竞争的总是有价值的东西，物品的价值越大，人们对它的抢夺就越剧烈。比如人们对自己所拥有的贵重物品总是严加看护，因为别人会偷窃甚至抢夺这些贵重物品。但当这些贵重物品变得不再贵重值钱时，人们对它就谈不上看护了。这说明，人类的生存竞争与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物品的价值存在，与它的稀缺程度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要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的这种生存竞争，就必须要减弱物品的这种价值存在，减弱它的稀缺性。这是本章---“人类生存竞争史”所要揭示的核心思想。

不过，要整体上实现这个“物品价值趋等于零”的理想，人类能否通过当代市场竞争而存在与发展下去，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要经过这个炼狱般的环节，才能实现这个理想。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遭遇很大的挑战。由于剧烈的生存竞争，人们不惜挺而走险，干尽各种破坏、损害自然生态和危害社会的事情。人们之所以显得如此贪得无厌，也正是这种生存竞争的一个内在反应。当上面这种“人们使用什么物品都象使用自然空气那样随便，按需随时享用”情况得以实现时，人们的贪得无厌之心将不再存在，因为已不再存在生存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