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论自然资源租金

让我们重温一下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二章论地租中的一些关于谷物价格决定的陈述。李嘉图说：“一切商品，不论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较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 “农产品的相对价值之所以上升，只是因为所获产品的最后一部分在生产中使用了更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对地主支付了地租。谷物的价值是由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或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份资本进行生产时所投下的劳动量决定的。谷物价格高昂不是因为支付了地租，相反地，支付地租倒是因为谷物昂贵。人们曾经正确地指出，即使地主放弃全部地租，谷物价格也不会降低，这种做法只不过会使某一些农场主能够生活的象绅士一样。但却不会减少在生产率最低的已耕地上生产农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 “如果谷物价格昂贵是地租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原因，那么，价格就会相应于地租的涨落而改变，地租也就会成为价格的构成部分了。但是规定谷物价格的是用最大量劳动生产出來的谷物；地租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谷物价格的构成部分。”
上述不构成谷物价格的地租，指的就是耕种土地时的级差地租，而不是土地的绝对地租。由于土地的自然条件差异，使得不同地块在相同劳动量投入的情况下，粮食产出量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收入的分配上就是土地的相对地租，而谷物的价值是由不包含相对地租的土地上进行生产时所投下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因此，在存在土地的自然条件差异情况下，虽然单位粮食量的价值由自然条件最差的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决定，即由劳动量决定价值，但是，土地上所产出粮食的总价值却要超出由于劳动量的投入而计算出来的劳动价值量，这个超出部分就是相对地租。同理，各种自然资源以经运用于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由于其本身存在的差异，也必然会对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产生影响，也必然会产生相对租金，而这种相对租金也必然不会成为各种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
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与相对租金不同，是指因为某种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或绝对宽裕而形成的地租，在某种自然资源绝对短缺的情况下，绝对租金会抬高相应商品的价格，而在在某种自然资源绝对宽裕的情况下，绝对资金会降低相应商品的价格，因而，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参与构成相应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一节 自然资源相对租金不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
交换比例

农业自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农业形成之初，由于生产技术及劳动效率的低下，人们只能耕种条件极好和较肥沃的土地（一等土地），在没有形成国家的情况下，人们不需要交纳地租，甚至不需要缴纳赋税，所有的土地产品直接归生产者所有，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虽然很低下，但是相较于畜牧业来说，已经大大提高了，相较于从事畜牧业的人们来说，同等量的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量（主要是食物）会大大增加，因而相较于畜牧业来说，可以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些剩余产品的主要用途不是拿去用于交换，而用于生产和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农业的形成，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大大地促进了人口的繁衍，使社会劳动力人口大大增加。不过，在人口和社会劳动力增加的同时，对于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当人口增加到某一极限时，人口将不再增加，因为一等土地是有限的，所能够提供的食物量也是有限的，将不足以供养更多的人口，而在劳动工具没有改进，劳动技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人们所能耕种的只能是一等土地。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及工具的改进和使用，人们不仅可以在有限的一等土地上节约一定量的劳动，并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而且使得耕种二等土地成为可能，原先一等土地上节约的那部分劳动力，就会投入到二等土地的耕种。新增剩余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新增人口和更多的新增劳动力，从而使得农产品大大增加，而人口也随之大大增加。按照大卫•李嘉图的分析：此时，第一等土地就会产生地租，而地租额应该等于同质等量劳动情况下，不同等级土地上农产品的差额。对此，笔者表示完全赞同。
在同质的等量劳动付出情况下，耕种一等土地和耕种二等土地，所得到的农产品并不等量，按照劳动价值决定交换价格的原理，一等土地上等量劳动付出所产较多的农产品，和二等土地上等量劳动付出所产较少的农产品在价值上是相等的，因而它们之间可以等价交换！？对此，李嘉图指出：“规定谷物价格的是最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谷物”。因此，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等级土地上，所生产出來的农产品相交换，并不能简单地以同质的等量劳动为基础，而是以投入到最差等土地上所生产的单位农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为标准，确定单位农产品的价格，并以此为标准相交换。
现在假定，在农业耕种技术和手段只能耕种一等土地的情况下，而一等土地是有限的，占总土地面积的份额很小，当一等土地出产物所能供养的人口达到极限值时，在一等土地上所投入的劳动量为100单位，而所出产物总量也为100单位。此时，劳动价值量与出产物（财富量）之间为1 ：1的关系，那么我们假定此时劳动价值量与财富价值量相等。
即： 劳动价值＝财富价值
而由于农业耕种技术与手段的提高，使得人们不仅可以耕种一等土地，而且可以耕种二等土地，那么人们耕种二等土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农业耕种技术和手段的提高必须使得人们在耕种二等土地时，所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之间的比例，不高于上述1 ：1的关系。即在当人们的能力仅能耕种一等土地条件下，土地出产物所能供养的人口达到极限值时，所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之比，否则人们便不会去耕种二等土地。 事实上，随着耕种技术与手段的提高，人们在开始耕种二等土地时，劳动量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往往是小于1 ：1 ，即投入劳动量所获得的出产物，除维持基本生活外，多少应该有些剩余。当然，一等土地上的出产物也会因为耕种技术与手段的提高而增加，从而使得社会总的农产品量增加，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增加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农耕社会的技术进步是很缓慢的，当所有可开垦的二等土地都被利用起来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农耕技术不足以使人们耕种三等土地时，农耕社会仍然会出现供养人口的极限，此时，二等土地上所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之间又会出现上述1 ：1的关系，但是对于一等土地，所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之间，应当在上述1 ：1的基础上，土地出产物应该增加一个地租部分。
假设一等土地共有1000亩，二等土地共有10000亩，三等土地100000亩，在三等土地暂时无法开垦，二等土地不存在绝对地租的情况下，那么在二等土地达到供养人口极限条件下的社会财富量可以用如下方法计算得出：
首先，计算在一等土地极限人口情况下的社会财富量。假定社会总人口150人，其中100人为农业劳动力，可耕种的一等土地为1000亩，除去种子后，每亩年产谷物50斤，谷物总产量为50000斤，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得出：
100劳动量单位＝100财富量单位 ＝50000斤谷物
（或者）1劳动量单位＝1财富量单位   ＝500斤谷物
那么在二等土地极限人口情况下的社会财富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假设计算得出。可耕种的二等土地共计10000亩，除去种子后，每亩年产谷物也是50斤，由于农业技术和耕种手段的改进，人们在耕种二等土地达到每亩50斤谷物的同时，在一等土地上的谷物产量也会相应提高，假设在除去种子后，一等土地每亩产谷物75斤，而此时一等土地的总面积仍然是1000亩。那么，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在二等土地极限人口情况下的社会财富量：
一等土地 1000亩*75斤/亩 ＝75000 斤谷物
二等土地 10000亩*50斤/亩＝500000斤谷物
合 计 75000斤+500000斤  ＝575000斤谷物
假定此时社会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劳动量）为1100单位，按照李嘉图“规定谷物价格的是最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谷物”，则每劳动量单位所折合的谷物量仍然是500斤谷物。
则： 1100劳动量单位＝550000斤谷物
而剩余的25000斤谷物就成为了地租，这25000斤谷物，我们是折合成劳动量单位还是折合成财富量单位呢？如果折合成劳动量单位，则凭空比实际多出50个劳动量单位，因此，我们只能将这25000斤谷物折合成财富量单位，即50个财富量单位。那么此时，总的社会财富量为：
575000/500＝1150财富量单位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劳动人口的增长与社会劳动价值量的增长相一致，与社会财富价值量的增长并不一致。
同理，人们不仅可以耕种一等、二等土地，而且由于农业技术和耕种手段的改进，使得人们可以耕种三等土地，假设三等土地总面积100000亩，在耕种三等土地极限人口情况下，社会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总劳动力为11100人，三等、二等、一等土地的亩产谷物分别为50斤、75斤、100斤，则此时的社会谷物产量为：
100000*50+10000*75+1000*100＝5850000斤
社会总财富量为：
5850000/500＝11700财富量单位
此时的社会劳动量单位为：11100劳动量单位
则此时的社会财富量单位比劳动量单位多600个。这600个财富量单位则必然会成为级差地租，其中100个是一等土地的级差地租，500个是二等土地的级差地租。
同理，按照上述方法，我们可以进而计算出四等土地、五等土地或更多等级土地达到供养人口极限条件下的社会财富量，在此，不再一一列举。除了农业用地本身的生产差异导致地租及其差异之外，由于可耕地的位置不同也可以产生不同的地租差异，在此，不再详述。
对上述末等土地出产物供养人口极限状态下做假设的目的，是为了使论述问题简单一些，实际上，此种假定下所计算出的地租，应为地租的最低额，而用单位劳动量所对应的谷物（财富量）也为最低额。在私有制社会，只要土地被不同的土地所有者占有，那么支付地租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即便是不存在租种土地，所有的土地都由所有者自行耕种的情况下，所有的耕种者都不需要对其他人支付地租，我们也不能说土地所有者没有得到地租，不能因为没有支付或不需支付而否定地租的存在，对于这一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毫无疑问，在对等价值比较中，一斤谷物的价值只能等于一斤谷物的价值。李嘉图说：“谷物的价值是由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或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份资本进行生产时所投下的劳动量决定的。” 在此，我们暂不考虑资本因素，但是有一点非常明晰，李嘉图所说的谷物的总价值，实际上是财富价值，而不是自己正在论述的劳动价值。人们进行交换的依据是财富价值而非“绝对的劳动价值”。李嘉图在论述谷物的价格决定时，说谷物的价值是由不包含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进行生产时所投下的劳动量决定的，是正确的；但是，说或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份资本进行生产时所投下的劳动量决定的，则明显是错误的，对此，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论述。
除了农业用地的相对租金之外，各种自然资源都会因为其本身的差异，在运用于生产的过程中，而产生不同的生产效率差异，这种生产效率的差异也必然会转化为该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各种矿产资源的原矿，因为开采的难度不同，必然会出现不一样的开采成本差异，因为可提炼矿物的的含量不同，而分为不同品级的贫矿和富矿，会使相同的劳动投入而产出不同比例的产品，而原矿中不同的组成成分也会导致提炼的难易差异，因为矿产距离消费地点的远近，也会产生不同的运输成本差异，所有这些差异都会成为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而无论这租金是否需要支付，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
各种自然资源本身的差异会对人们的生产成果产生影响而形成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运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相对租金并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在形式上，这种相对租金是同等劳动量投入情况下所形成的收益差异，是以最不利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为标准直接配比之后的“剩余”，就如同相对地租不影响谷物的价格一样。
对于同一处市场中的商品，价格基本一致，但是处于较为有利位置的商店，在同样劳动成本投入的情况下却可以销售更多的商品，从而取得更多的销售利润，也就是说，相对于较为不利位置的商店来说，可以取得超额利润，这超额利润就是商业性地租，商业性地租也是不影响物价的。但是，对于异地的市场来说，由于商品销售地与生产地的距离远近不同，产品的运输成本必然会出现差异，由于物流条件和货物集散地的差异因素，也会对人们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大的市场由于货物交易量很大和交易的便利以及物流的成本较小，所以单位商品的相对价格也会较低，而较小的市场，由于货物交易量很小和交易的不便利以及物流的成本较大，所以单位商品的相对价格也会较高，在一些特别偏远的零售商店，由于销量太小，按照本地区的正常的销售毛利率所得到的收入甚至不足以弥补店员的正常生活费用，只有通过增加单位消费品的价格来弥补，因为市场位置的差异而需要弥补更多的商品流通成本成本，从而提高了单位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了同一单独市场中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并不是因为商品本身的价值变化所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从其中得到了额外的利益，提高某些商品的单价，仅仅是一种成本性弥补，我们可以称之为“赁”，而不能称之为“租”。
“租赁”一词，在现在普通民众的一般性理解中，租和赁是不分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究其起源来说，租和赁在中国分别是两个独立的词汇。租，本义为田赋，指中国古代征收的土地税，说白了，也就是由农业用地本身的差异所产生的相对租金及其转移支付，主要是指对不动产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在本书中，笔者把它定义为与一般劳动力的付出量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额外收入；赁，本义为工钱，是指给受雇者的报酬，后演变为借佣动产和人力而付出报酬的行为，借用动产需要对出借者弥补折旧和风险，雇佣人力需要支付被雇佣者及其家人相应的生活费用，在本书中，笔者把它定义为成本性弥补的非额外收入，这其实并不是真的收入，而是一种必须付出成本的补偿性收回。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不仅会形成生产性地租，而且会形成消费性地租。随着社会的城镇化不断发展，进而城市化，逐步大城市化和超大型城市的形成，消费性地租也由无到有并逐渐增加，在总量上甚至已经超越了生产性地租。由于在城市中生活，不仅是商业和服务业销售的便利、提供服务的便利，而且对于居民来说，购买消费的便利，生活的居住环境，交通的便利，时间的节约，信息取得的便利，一些居住小区因为是学区房、景观房，或者是距离公园、医院、地铁较近而出现房地产价格畸高的现象，相比较于一般城市，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会是畸高的。房地产价格畸高的原因主要是地租的资本化价格部分，它主要是地租的预期收益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的反映，房屋本身的造价部分并不是房地产价格畸高的原因。相比于小城市，由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物流和交通的便利而使得许多大宗日用品的零售价格相对较低，由于可以接受良好教育以及就业的优势，由于可以享受其他更多的免费福利，都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成本（抛开居住成本）产生影响，所有这些免费福利最终都会转化为消费性地租，而这正是大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房租和房地产价格高昂的重要原因，对于房地产出租者来说，这部分地租由承租者支付给出租者，而对于自住者来说，由其免费享受，而不能够说其没有得到消费性地租。在政府对房地产征税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这消费性地租的分享，必然会降低地租的资本化价格部分，从而降低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水平。相较于一般商品，房地产这种“商品”具有特殊性，因为其价格中包含了地租的资本化价格，如果将地租的资本化价格这部分剔除，那么房屋本身的价格依然不受地租的影响。
无论自然资源的生产性相对租金还是消费性相对租金，都是因为自然资源本身的差异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成本造成的差异所形成的，究其原因来说，这种差异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结果。不仅自然资源对于人们提供的相对便利可以使所有者获得租金，而且人为地阻碍正常生产和生活的行为，也可以取得租金；比如加大城市交通的拥堵，就可以加大城市中心地段的地租，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比如国内某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小岛，本来有一道自然形成的水下浅坝相连，可以徒步涉水通过，但是当地的一些人故意将其挖断，使得游人不得不乘坐其高价快艇往返，这种做法对当地的旅游业势必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人为地增加阻碍而获得租金，实际上是人为寻租行为，是以损害社会的自然资源总租金为代价的。

二是在不同市场之间或者是同一市场的整体效率不同的时期，其总的财富价值与总体劳动效率的提高成正方向变化关系，这样做的结果，就将会使得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问题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问题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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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市场，不同时期的市场，有啥可比的？意义何在？

比的是GDP的增长程度。

第二节自然资源绝对租金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自然资源的的绝对租金，是指在现有的正常生产和经济运行情况下，在最不利条件下，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相一致时的租金，因此，自然资源的的绝对租金理论值为零。
按照这个标准，土地的绝对地租的理论值也为零，这不同于传统的概念，以往的概念是，绝对地租是指不论土地的好坏，只要使用就必须缴纳的地租，并把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归结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所形成的超额利润，在笔者看来，传统的绝对地租概念仍然是属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因为相对于投入与产出相比，毕竟出现了结余。
土地资源的相对租金是不同土地上，由于相同的劳动量及其他投入，而产出不相等的农产品财富所形成的，土地资源相对租金的财富量大小，常常通过是同等的土地面积之间相比较而得出；在论述级差地租时，把土地形象地分成若干等级，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和比较不同土地之间的农产品产出与地租额，实际上不同土地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和绝对的不变土地等级。纯碎而言，农耕社会兴起以后，在土地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的情况下，支付地租的行为就应运而生了，就贫民或佃农租种地主土地来说，无论土地多么贫瘠，租种者总要或多或少的给予地主一定的地租，多和少是因为相比较而得出的，即便是地租非常少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比较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因此，这无论如何也必须收取的地租仍然不能够称为绝对地租，因为其产出物在可以供养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的基础上必须有结余，才可以支付地租，当耕种某些土地不足以供养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时，即便土地所有者不收取地租，无地的农耕者也不会去耕种。
在上一节中，我们知道，在农业耕种技术和手段只能耕种一等土地的情况下，当一等土地出产物所能供养的人口达到极限值时，劳动价值量与出产物（财富量）之间为1 ：1的关系；即：劳动价值＝财富价值 。 而由于农业耕种技术与手段的提高，使得人们不仅可以耕种一等土地，而且可以耕种二等土地，那么人们耕种二等土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农业耕种技术和手段的提高必须使得人们在耕种二等土地时，所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之间的比例，不高于上述1 ：1的关系。因为劳动量与出产物之间的比例，如果高于上述1 ：1的关系，那么产出物就不足以供养新增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可以开垦新的较差等级土地时，相较于上述1 ：1 的比例，需要投入的劳动量与出产物相比较，或多或少的总要低一些，这个相比较而形成的差额劳动量所对应出产的农产品，究其实质来说，仍然是土地的级差地租的表现形式，因为具有耕种价值的土地与没有耕种价值的土地之间，分界线就是投入与产出相一致，没有结余也没有亏欠的平衡点。如果耕种土地会亏欠，就必然会出现土地无人租种，只有让土地荒芜或者改作他用。
在资本主义农业兴起以后，的确存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情形，但是，对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按照传统的生产价格理论，其产品的价格应该会更低一些才合适，在农产品的价格被进一步压低的情况之下，就更没有额外缴纳绝对地租的可能了，就农业资本的周转速度来说，相对于社会的平均资本周转速度来说，的确是很低的，但是，较低的资本周转速度仅仅只能够提高单位农产品的价格，而绝不能够因此而提高农业资本的利润率，也是不可能产生额外地租的，总之，这些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土地的绝对地租的理论值为零，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绝对地租的存在，因为，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这绝对地租有可能大于零，也可能会小于零。绝对地租大于零的典型例子，就是以往经济学中所称的“垄断地租”，绝对地租不是任何土地都能产生的，它只产生于具有某种独特自然条件的土地。如只有某些土地能生产某类珍贵产品(如香稻米、葡萄、人参、名茶等)，利用这种土地生产的商品具有独特的品质，由于这类土地面积有限，因而产量有限，供不应求，即便是在最不利条件下，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也会出现售卖收入的结余，这种收入的结余是通过抬高着该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的相对单价来实现的，是与投入劳动力和成本耗费无关的、高于一般生产价格的销售“加价”，因此，这种“加价”是因为某种土地资源的绝对短缺，产品供不应求形成的。绝对地租小于零的典型例子，如北美殖民地的开垦，由于最初移民北美的人口很少和劳动力的极度短缺，而且生产技术先进，而可耕的肥沃土地太多，因此，这些初期的移民者只需要花费很少的劳动动力付出，就可以获得多得多的农业产出，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劳动者（农奴除外）实际收入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时期，即便是已耕种的最差的土地，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也会出现真实收入的大量结余，但是，这大量结余的真实收入并没有全部转化为实际的收入，而是通过降低单位农产品价格的形式被市场给“没收”了，农场主因此损失了这部分地租。相对于工业品和除却食物类之外的日常用品来说，由于农产品的生产长时间的供大于求，所以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长时间处于低位，形成了北美殖民地开垦初期绝对地租小于零的现象。
除了土地资源的绝对地租会受到土地资源的绝对短缺或土地资源的绝对宽裕影响之外，其他自然资源也会出现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的绝对短缺或绝对宽裕的影响，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也会因为某种自然资源的供给限制与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而出现大于零或小于零的现象，并会影响该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除了正常的经济运行周期性影响之外，某些矿产资源的供给还会受到战乱以及垄断性操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某种矿产资源的总供给出现短缺，当没有出现新的替代办法和手段不足以弥补这种短缺时，或者是新的替代办法和手段成本过高时，都会使得一部分资源所有者获取相应的自然资源绝对租金。撇开石油生产随着最不利条件下开采成本的增加而导致价格上涨之外，20世纪以来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以及2003年的石油价格暴涨，都是因为战乱或垄断性操控引起的世界性石油供给短缺，这几场供给短缺都不是因为市场需求的突然增加而引起的，而是人为地制造短缺引发的，在石油危机期间，某部分产油国因此而获取石油资源的绝对租金。当原油价格因为供给短缺而价格大涨之后，人们一方面会尽力减少相应的消费，另一方面由于原油价格的高涨，会使得一些原来不具备开采价值的油田储备加入到开采行列中，同时，人们会寻找可以替代原油消费的新能源，比如美国的大规模页岩气开采，都会抑制原油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形成新的市场平衡状态，此时原油资源的绝对租金消失。
在经济的周期性运行过程中，由于生产的不断扩张，经济运行逐步步入高涨期，使得相应的自然资源价格不断上涨，一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也会从无到有，不断增加并在经济的高涨期达到顶峰，在经济危机期间迅速下降，绝对租金会迅速变为负数并持续整个萧条期间直至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也就是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大致一致时的状态。
煤炭、石油、铁矿石、铜矿石等自然资源矿床的开采产品价格，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非常明显。在整个经济复苏期，它们的价格基本稳定并温和上涨，这种上涨更多的是与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的增加相一致的，因而，在经济复苏期期间，这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大体上保持在等于零的状态；而在经济运行到高涨期时，这些自然资源矿产品的价格会迅速提升，其绝对租金开始出现并迅速增加，并直至危机期的前一刻达到最大值；在危机期间，这些矿产品的价格将会迅速下降，此时，最不利条件下的开采企业将会随着危机的发生，迅速减产或干脆停止开采，而这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由正数值迅速变为负数值；在其后的萧条期，由于积压的矿产品和过剩的开采能力，一些处于较不利条件下的开采企业，销售矿产品的收益将不足以弥补开采该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的支出，但是，出于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延续等各种原因的考虑，即便是亏损的情况下，也会维持少量的生产，而一些处在较有利条件下的开采企业，即便其正常生产受到的影响很小，但其纯收益也将减少，只要积压的矿产品和过剩的开采能力不能够释放到一定的程度，这些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就会一直为负数，直到达到新的平衡点，也就是所处经济环境条件下，开采某种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收益相一致时，才标志着萧条期的结束。
因为对某种自然资源的垄断性经营，操控其开采产品的价格，并因之而取得绝对租金的行为，也是典型的寻租行为。比如某些财团或组织，控制了某种自然矿藏的一国之内或者是世界上的主要矿藏储备或开采，那么，这些财团或组织就会对该自然资源的矿产品产生巨大影响，并具有在一定幅度内操控相应矿产品价格的能力，通过控制该矿产品的市场供应，人为地制造短缺以增加价格来获取额外的自然资源绝对租金，通过刻意的制造供应过剩以压低价格而打击和摧毁处于不利地位的开采企业，从而为未来的人为短缺和重新提价制造条件。
某种普遍的财政补贴，既是保证其补贴对象出产品生产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其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比较低廉的原因，比如当前中国实行的农业补贴和储备粮收购制度，可以说，如果中国没有实行这一制度，那么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将会频繁出现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粮食市场必然是混乱的，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必会受其干扰而不胜其烦，粮食价格的高昂也将传导到的国内生产的其他商品生产，并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商品生产的普遍成本，进而导致各社会经营主体的利润普遍降低。与以获取私利为目的寻租行为不同，这种补贴是自然资源绝对租金的贴租行为，这补贴最初会由被补贴者得到，但这普遍贴租很快就会转化为出产品的价格下跌或收益被相关经营环节所分享，这普遍补贴最终会被市场不露声色的“没收”。
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相比，两者之间没有交叉点。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是指在最不利条件下，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大致一致的状态时，因开采相对优越的自然资源时所得到的额外的相对收益。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指在最不利条件下，开采自然资源所投入劳动力等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与产出相比较大致一致时的状态，因开采最不利条件下的自然资源时所得到的额外的绝对收益或损失。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不影响的自然资源矿产品或出产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但是，自然资源的绝对租金却会对自然资源矿产品或出产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产生相应的影响。

GDP这东西人们早就比了，不用引进什么新概念了吧？

你这是 ，想当然的先入为主的习惯性认识，要真的如你所言，我就不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做这个东西了。

GDP发展这个东西，国家每年都出数据呀，这怎么成了我的想当然呢？

至于花费大量精力做无用功的事情，比比皆是，你做了这种事情也不足为奇。

第三章 论创新租金

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工艺运用于生产过程，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财富生产管理的创新发展，在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善，在于各种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文明的不断进步，总之，没有创新就没有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创新租金是指创新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在同等劳动力付出情况下，也就是在不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情况下，对于创新者和运用者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这种差异性收益在某创新成果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前，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当该创新成果扩散至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后，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将自动消失。资本利润的取得是一个企业因为拥有创新竞争优势，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在同等劳动力付出或成本付出的情况下，可生产更多的财富而获得的差异性收益，并通过分享这种差异性收益而形成的，因此，资本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又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也就是相对资本租金与绝对资本租金。相对资本租金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绝对资本租金的理论值为零，但是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出现供不应求的正值和供大于求的负值，通过具体商品的价格变化并进而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自然资源租金和寻租行为虽然会影响企业的收益，并进而影响现实中的资本利润，但是，在这里是将自然资源租金和寻租行为所取得的收益排除在资本利润之外的，这一点与过往的常识性和习惯性界定明显不同，因为这样界定更有利于清晰地分析问题。

第一节 创新是社会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

（一）分工与商业交换——论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

最初的游牧社会是没有国家的，世界上存在的仅仅是一些游牧部落，他们仅仅只能制作一些简单而原始的狩猎及游牧工具，农业的最初形成，即在最初的农耕部落，也是农耕与畜牧并存的，他们也仅仅只能手工制作一些简单而原始的农耕、畜牧及狩猎工具。凭借着农耕更高的生产率及部落定居的出现，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手工制作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随着手工制作人员的出现并逐渐形成独立的行业，使得人类社会形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伴随着手工业的兴起，某些农耕村落逐渐发展成为最初的城市，以城市为托起，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基础，形成了最初的国家形式。手工业的兴起，使得集市做为交换场所成为常态，可以说，如果没有手工业的兴起，世界上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在手工业出现以前，游牧部落及农耕部落内部所发生的物品交换仅仅只是偶发性的，没有形成常态的必要，况且不同部落间常常为了生存空间而发生部落战争。游牧部落内部或相邻的游牧部落，所产物相同或相似，人们基本上不需要用性质相同或相近使用价值的牲畜，以及人人都会制作的简易而原始的狩猎及游牧工具来相互交换。对于农耕部落内部及部落间，情况也大抵如此。手工业的兴起，是伴随着手工制作技艺，以及人们对新的自然事物的不断发现与利用而发展起来的，而手工业的兴起，反过来又为农耕生产提供了更有效的农耕工具及运输工具，提高了农耕的效率，也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好的狩猎及游牧工具；可以说手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得手工业与农业之间，手工业与畜牧业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成为常态，而且大大促进了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
手工业生产的制品，除了进行手工加工所必需的加工工具外，主要的不是提供给手工业内部使用，而是为农耕以及畜牧服务，所以，手工业的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形态，通过交换的形式提供给农耕者用于农业生产，或提供给牧人用于畜牧，或提供给猎人用于狩猎。手工产品与农业产品或畜牧产品相比较，虽然总量较小，但产品的种类繁多，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差异较大，这就可以使人们相互之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用自有物来交换不同的物品。当交换称为常态后，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便应运而生。可以说货币的出现，是手工业兴起并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所必然的需要。
事实上，无论是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还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伴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实现，所带来的都是社会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以及社会财富总量的大量增加，这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通过分工实现的，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的增加。
伴随着手工业的兴起，商品交换成为常态便自然而然地发生，社会分工生产的存在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出现不同产品间的频繁交换，不进行交换则分工生产的发展就不能单独实现，没有分工生产则交换也就没有了基础，分工与交换是商品社会中如影随形的关系。
按照纯粹的劳动价值理论观点，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最终表现为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的等价交换，交换的实质是劳动力的等量交换，人们进行交换的目地是为了取得不同质的使用价值。这种观点似乎很正确，很完美，但它存在一个很明显地重大的缺憾，而这个缺憾就是没有进一步分析商品交换行为对节约社会劳动以及增进社会财富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就由此而引起的商品价格变动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比如甲、乙两个人，每人都需要羊和粮食，每个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既从事打猎，也从事生产粮食，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得到三只羊和100斤粮食，平均到每个人，只能得到1.5只羊和50斤粮食，现在甲乙两人进行了分工，在各自总的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甲可以得到5只羊，乙可以生产160斤粮食，如果他们各自拿出一半进行交换，那么平均每个人就可以得到2.5只羊和80斤粮食，这样他们总的劳动效率就提高了60%，所得的劳动财富也增加了60%。如果他们不进行交换，甲的粮食需要就不能进行满足，乙也不能得到所需要的羊，这样他们两人也就不会进行专业分工。
专业的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交换则实现了相互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表面上看，甲乙两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不同的使用价值（羊和粮食），也进行了劳动的等量交换，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各自的目的则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财富，相互节约劳动，可见，这种表面的等价交换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互利行为，如果不能互利，这种交换也就没有必要。
通过商品交换行为可以互相节约劳动。这种节约行为必然表现为交换商品的劳动者双方各自劳动量的节约，进而表现为社会总的劳动量的节约，而通过商品交换行为所相互节约的劳动量，正是商品交换行为真正的社会意义。
从事畜牧活动、从事农耕生产、从事手工制作，都需要从事生产活动者付出必要的劳动量，同样，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也要付出相应的劳动量，商品交换活动，不可能在不耗费人们劳动的情况下，自动实现，因此，从事商品交换活动所付出的劳动理应获得必要的补偿。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之间直接进行的交换行为，这种补偿应该由其自行负担。随着交换成为常态，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人在商品交换活动中付出的劳动所需要的补偿，则应由交换活动所节约的商品生产劳动量所负担。无论是生产劳动者，还是专业商业活动者，他们的商业劳动所需的补偿，都只能由交换活动所节约的商品生产劳动量负担，而这种负担的最大限度不应超过所节约的劳动量对应的财富生产量。专业分工提高了劳动效率，商品交换则实现了生产劳动者劳动的节约，在劳动者总劳动量不变的情况下使得社会总的财富量增加，这部分增加的财富理应由生产劳动者和商业劳动者共享，而这种共享的合理标尺应该是各自所付出的劳动量，即按照社会一定时段内总的新增财富量与相应的总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共享。
专业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一般来说，他必须拥有一部分财富做为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基础，而这部分专门用于商品交换的基础，就是最初的资本形态——商业资本。商人从事商品交换活动，一方面其商业活动应该按照其付出的劳动量获得合理补偿，另一方面，其商业资本在商品交换的活动中必然面对许多风险，必须获得相应的合理保障，再者，由于社会财富的有限性（相对稀缺性），商业资本在运用过程中与地租相似还要取得相应的使用费（租金），只有在满足在这三个方面要求的条件下，商人才会有动力投入商业资本进行商业活动。

（二）农牧社会及资本利润的初级阶段

私营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是最初的生产资本形式。由于同一工场内制作手工业制品，往往需要多道工序，这就需要多人分工协作，通过专项工序的分工，提高了单项工序的劳动效率，进而大幅提高了工场手工成品的劳动效率；同时，这种工场内的分工协作，在每道工序分工之间，不是通过产品交换，而是通过协作的形式，完成了相互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于个人手工业者，完成一件复杂的手工制品，需要一个人分步骤的完成数道工序并最终形成相应的手工成品，其每件手工成品所耗费的总劳动量，相对于工场手工业者会更多，也就是说，采取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消耗在单件手工成品上的劳动量将会大大节约，这种节约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在总的劳动量耗费（或劳动时间耗费）一定的情况下，生产同质量的同种劳动产品的量的增加。
在生产同种手工成品的工场手工业者与个人手工业者并存的情况下，同种同质量的单件（或单位）的手工成品对外售价应该是相同的，而工场手工业者由于在相同的总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耗费情况下，多生产出来的手工成品对外销售所得到的价款，在扣除材料费等必需费用后，就会成为手工工场主的利润。对于单个手工工场主来说，利润的数量取决于本工场内生产手工产品所耗费的雇工的平均劳动量与市场个人手工业者生产同种手工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之间的差额以及雇工人数。
假设同一市场内，生产同种手工制品的工场有两家，个人手工业者有五十个。甲工场雇佣十人，年生产成品1300件；乙工场雇佣二十人，每年生产成品2500件；而五十个个人手工业者每人每年生产成品100件，合计5000件。假定每件成品售价一元，那么甲工场的利润大约为300元，乙工场的利润大约为500元，而五十个个人手工业者则没有得到利润，仅仅获得了维持其生活费的收入。由此可见，工场主的利润取决于工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所节约的劳动量。实际上，工场主一般不会让雇佣工人所得到的收入达到或超过市场个人手工业者所得到的平均收入水平，而是会适当低于个人手工业者的收入，因为个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自有的生产资料，而雇用工人仅仅只是出卖劳动力，所以工场主的实际利润还会稍高一点。
如果工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不能比个人手工业者在生产工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更高，那么工场手工业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工场手工业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专业的分工与合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单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也就是相比较与个人手工业者，在耗费相同劳动量的情况下，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单就上述假设来说，毫无疑问，手工成品的交换价格是按照财富价值为依据来交换的，而不是按照劳动价值为依据来交换的。
在制造业以手工为主的时代，存在着众多种类的手工行业，这些行业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各自依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可利用的自然物资源），进行手工生产，利用遥远地方的资源来制作手工制品虽然存在，但是数量很少（主要是一些体积较小，比如金银、珠宝、玉器等）。在私营手工工场出现以后，也往往是工场手工业与个人手工业并存，只有某种类手工业品在工场生产相比纯个人生产明显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节约有限资源的时候，工场手工业才会基本上取代个人生产，如酿酒业、制铁业、制革业等，而在一些工场生产不比个人生产可以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节约有限资源的手工品生产行业，工场生产与个人生产则会并存，工场生产就不会居于主导地位，甚至于没有实行工场生产的必要，而个人手工生产在这些手工行业中甚至长久地居于主要地位，如纺织业、家具制造、刺绣、服装等。在中国，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就是如此。
在近代机器工业出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大量使用机器代替部分人力的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几乎所有生产行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工具与道路的改善，新的通讯与网络工具的运用，一些新的行业的出现，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和多样化，使得市场持续扩大，商品交换更加频繁和便利，也使得市场信息的获得更加便捷和快速。在当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已经纳入了世界市场，现在世界上存在多少种行业，多少种职业，恐怕很少有人可以列举的完全。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确认和计量市场经济中，商品的财富价值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不能离开劳动量这个概念基础。现在假设：没有资本雇佣、没有地租与矿山租金、没有赋税、没有中间商人、没有非生产劳动者、当然也没有资本利润，劳动者的劳动工具和原材料都是直接取自自然界，所有的产品（或财富）生产者都是个人生产者，整个社会就是分别由牧人、农民和各行业手工业者这些生产者所组成的简单商品经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商品交换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李嘉图说：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交换物的具体使用价值无关，而只同取得这种交换物时的困难程度相关，也就是与生产该物品所付出的劳动量相关。即 衡量不同交换物的比例依据是：生产（或取得）不同交换物所耗费的劳动量。李嘉图又说：“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 李嘉图对于社会早期阶段商品交换价值基础的论述，和本书中所假设的原始价值状态是相吻合的，即财富价值＝劳动价值。
举例说明，如生产（或取得）甲物品每人每天可以生产五件，而乙物品则需每人两天才能生产一件，丙物品每人每天可以生产一件，那么这三种交换物的比例则需按以下比例相交换： 甲物品10件可以交换乙物品1件，乙物品1件可以交换丙物品2件，甲物品5件可以交换丙物品1件；他们之间的交换比例是甲物品:乙物品:丙物品＝10:1:2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换的依据是商品生产（或取得）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也就是按照劳动价值（原始劳动价值）相交换，此时商品的劳动价值与财富价值相一致或相等。
做上述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需要，实际上，即便在没有资本雇佣与专业商人的情况下，地租和赋税也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存在非生产性劳动者，即便在人类远古的原始时代也存在巫师等神职人员。在此，我们可以暂时抛开这些，而仅从生产这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既然把劳动价值与财富价值相等状态下的原始劳动价值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那么劳动人口就成了衡量一个社会总的劳动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假定社会总劳动人口固定不变并充分就业，社会各行业生产的商品种类也固定不变，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资本因素，并且无交换费用。
假如整个社会从事谷物种植业90万人，从事畜牧业5万人，从事手工业5万人，三个行业的年新增财富量分别为90万、5万、5万，并且在总体上当年消费掉（即最低生活标准）。现在由于从事种植业的某个种植者发现可以使用耕牛代替人来运输、代替人来耕地，并进一步改进犁、耙、耧等农耕工具，并改进由人背运输为牛车运输，而这些改进需要在耕种之前花费很多积蓄的财富，因此，预付财富者就会要求从未来的产出中补偿这些预付的积蓄财富并得到相应的报酬。如果该谷物种植者由于这些改进，在自己劳动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使得自己的谷物产量增加一倍，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些增加的谷物收入，是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预付积蓄财富运用的结果，因为自己在增加谷物产量的情况下，自己并没有付出更多的劳动量。而这些增加的谷物收入不会归“技术”所有，而只能归预付积蓄者所有——也就是归预付资本的所有者所有。
随着改进后的耕作技术的传播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农耕者会把积蓄的财富作为农耕资本用于购置耕牛、改进后的农具和运输工具，从而使得整个谷物种植业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对于没有积蓄用于农业资本投入的农耕者，他们的自耕劳动效率并没有提高，而谷物的价格会因为供应的增加而适度降低，这样他们的收入就可能会不足以维持自耕。同时对于成功地把预付资本投入农耕的农耕者来说，要取得更多的谷物收入，在农耕技术条件已为确定的情况下，不仅需要把更多的预付资本用于购置农耕必需的器具和农耕生产资料，而且需要雇佣一些劳动力，以达到扩大谷物种植的要求。这样一部分无积蓄的农耕者就会成为雇工，而一些有条件转行的原农耕者则会转入手工业或畜牧业，并且无自耕农存在。如果原来90万的农耕者，在谷物种植因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使得谷物产量提高一倍的情况下，假设最终转移到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劳动人口为9万人，那么谷物种植业的年产谷物将增加到相当于原来162万人的年产量（财富量），而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年新增财富将达到19万，整个社会的年产财富将会是181万，而谷物种植业中的162万财富，支付给雇工81万后，剩余的81万财富在扣除预付资本中用于购置农耕必需的器具和农耕生产资料的消耗后，就会成为种植资本的利润。如果畜牧业和手工业也随后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那么畜牧业和手工业也会发生和谷物种植业同样类似的结果，也同样会产生资本利润。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私有制产生以来，在很长一个时期，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能够得到温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普通劳动人民都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在劳作之后所分得的财富仅仅能够维持本人及其家属的生存（也就是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对此，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有很详细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人类私有社会产生以来，直到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在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仅仅相当于纯碎的原始劳动价值，也就是说，在社会总财富大大增加和人均财富也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的人均财富并没有增加，他们所分得的财富量大体上仍然相当于原始的劳动价值。
需要声明一下，此处所说的纯碎的劳动价值，并不是否定劳动创造价值，实际上人类的所有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即便你在荒山野游探险时捡到一块狗头金，也并不能否定自己的劳动。
在农牧社会，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在粮食产量增加以后，增加粮食的主要结果是导致社会人口的增加，而总人口增加必然导致社会劳动人口的增加，这样则会导致人均财富减少，而社会总的劳动人口的增加则必然伴随着社会中总的劳动量的增加，而地租和税收也将参与新增加的财富分配，所以，农业资本实际得到的所谓利润是很少的，在古代中国，这纯碎的农业资本者就是“佃户”，农耕的改进所增加的最大分享部分实际上是地租。在城市，由于有严格的行会组织，所以不同行业并不具有相同的利润率，在此，当然也没有分析平均利润率的必要。之所以在本章中进行某种假设或某种假定，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纯碎的劳动价值与财富价值的区别和关联，也就是商品交换的依据并非劳动价值，而是财富价值。

（三）不同层面的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前文提到，在一个封闭的自循环市场中，在各种生产资源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只要各种不同商品生产之间应有的配比关系不发生变化，社会生产是无法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继续扩大的，除非出现新的创新可以改变这种配比关系。因此，资本积累只是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对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和收缩产生影响，而不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积累本身并不能够扩大社会边际生产的边界空间。只有不断地创新才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打破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已有的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配比关系，并使之发生变化，是改变社会再生产边际空间的唯一手段，只有创新才是社会财富不断增进的根本原因。
从经济学的视觉来看，“创新”一词更多的表现为新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增进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是不是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然，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既存在一致性的一面，也可能存在完全不一致和冲突的一面，因为，通过对增进社会总财富做出贡献可以增加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而有些单个经济主体通过阻碍增进社会总财富增加的方式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益，因此，制度因素也是影响社会总财富增长的重要方面。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指的是企业家所做的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熊彼特在这里更多的是从单个经济主体，也就是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待创新。但是，通过技术封锁、产业垄断或市场垄断的方式来增加单个大企业或财团的利益，我们也不能够否定其最初的创新性质，不过这种创新是以牺牲社会总效益为代价的，对于单个经济主体是正效益的创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负效益的创新，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一般国家，对于新技术和工艺的推广运用，对于专利的保护都会有相应的限制，而对于垄断，则会采取反垄断的政策或制定反垄断法律，以避免或减少其不利于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创新的定义，应该是可以增进整个社会利益正效应的创新，特别是单个经济主体的效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创新，唯有如此，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才不会伸到自己不该伸手的地方。
新技术的运用，新工艺的产生，新产品的出现、新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新的原料供应地和新市场的开辟，只要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都可以增加一个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在增加企业收益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做出同等量的贡献，这类创新行为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是市场竞争机制条件下，社会实体经济创新的主体部分，这类创新的真正作用是提高了一部分实体经济参与者的劳动效率，从而改变了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已有的不同商品生产之间的配比关系，扩大了社会再生产边际生产的理论空间，不过，某个企业或部分企业单纯的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并不等于可以真正实现社会总财富的相应增长，因为企业单纯的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方式方法的改进仅仅只是对扩大社会再生产边际生产的空间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不等于这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就会实现。如果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不能够配合新科技运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或者是不能够保护创新企业因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而获得应有的收益，那么企业的创新动力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是遏止企业的创新；同时，为了促进社会总财富增长的需要，促进创新运用范围扩大，也是社会必须追求的目标，但是，必须建立给予首创者合理的补偿机制。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产生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创新基础，也是产生可以提高社会效率的创新基础，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持续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和提高社会效率的追求只不过是痴人说梦，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并不会直接形成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不会直接形成社会效率的提高，科学技术只有通过运用，转化为可以提高企业效率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管理和组织方式，才可以转化为现实的企业经济效益，才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而企业家的创新，实质上是以提高企业利益为中心，对已有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选择予以优化组合运用，所发挥的作用更像是把各种食材予以搭配烹调的厨师，创制出新的菜品、改进已有的菜品的口味、对食材和燃料的充分利用等，因此，企业家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利益代表和实际管理者，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创新主体和枢纽，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发现已有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的经济价值。
新技术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的研究成果，而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是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许多重大的科学突破，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是与其投入不成比例的，这些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特别是首创的创新，更多的表现为“偶然”，而不是投入很大就一定会获得收获，然而，不投入则绝不会有收获，无论这种投入是国家的、组织的、个人的，也无论投入的多与少，总之，必须有投入，才会收获。每一项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突破，新的技术掌握，对于人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将来都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最终转化为社会的财富，从而大大增加社会的财富生产的增长，比如火的发现和运用、原始的畜牧养殖、发现农作物的可种植，在今天看来毫不起眼的新发现，在历史上都曾对人类的生活改善和财富的增长产生了无可代替的重大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近代以来，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和煤炭的开采、电磁波的发现、汽车和飞机的制造等，对于工业文明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基础推动作用，使得人类社会迅速进入空前的繁荣，使得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以几何倍数迅速增长，电子计算机、数据通讯技术、智能技术、核技术、基因技术更是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新标志。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以基础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为依托的，没有基础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就没有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与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基础，但是，这些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在最初情况下更多的表现为科学的价值，而不是被市场承认的价值和现实的财富价值，一句话，是潜在的和不确定的价值，这些投入如何获得补偿？取得的新发现、新突破、新成果如何得到社会的奖励？而不是发现人、突破人、发明人的成果被利用于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同时，却把发现人、突破人、发明人应该得到的利益忽略了。
不仅自然科学每一个发现与突破，都会对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发现与突破，也会对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可以提高社会财富生产的能力，具体到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这种能力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则会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以及分配规则的制约。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不断认识，还有对人类社会自身的不断认识，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对于各种经济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化，既可以为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保驾护航，也可以用以保护某些特殊阶层的利益，而不合理的或扭曲的分配规则，则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甚至是造成社会生产的倒退。
货币的出现与运用，对于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社会整体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金融业的兴起，极大地消除了社会资本配置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使得资本流动更加便利，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更便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为社会整体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进一步扫除了障碍，使得市场经济空前繁荣成为现实。但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由于货币的滥发、过度的金融创新所导致的金融不稳定与金融危机也给实体经济的造成了极大地打击，甚至会引发社会经济的倒退。
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没有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没有现代的经济繁荣，但是市场也需要监管和规范，市场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因此，政府的适度介入和必要干预是必须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有的体制对于经济的发展介入和干预过度，不该介入的介入了，不该干预的干预了，或者该介入的不介入，该干预的不干预，都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只有恰当的介入和干预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无论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还是货币的发行与金融创新，以及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监管与干预，及其在监管和干预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寻租行为，都会引起社会财富在不同主体间的博弈和再分配，在不同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中，除了正常的等价交换和公共服务补偿等相对零损益性质的行为之外，充斥着寻租行为，无论这种寻租行为是合法或不合法的，也无论这种寻租行为是合理或不合理的，总之，这种寻租行为都会引起社会财富在不同主体间的再分配，当这种再分配对于社会财富占有结构的影响累积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引起社会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当累积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将会引起正常的社会再生产循环无法维持，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不是社会现有的实体经济本身的结构不均衡或不平衡，而是社会财富占有结构的不均衡或不平衡，导致社会再生产的资金链运转不灵或资金链断裂，进而使得社会再生产循环无法维持正常，从而导致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来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寻租行为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结构不均衡或不平衡的非系统性因素，与之相比，自然资源的租金则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结构不均衡或不平衡的系统性因素，因为自然资源租金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抽血功能相较于寻租行为来说，抽血量更大也更稳定，因而，对于社会财富占有结构的累积性影响也更大，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封建社会时期，对于社会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就已经反复发生过重大影响，例如，过度的土地兼并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就曾经导致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反复的农民起义和战争，甚至是封建政权的改朝换代，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封建式经济危机，相比较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对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危害程度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资源租金依然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结构失衡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
社会科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起根本作用的核心因素，在于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变化和发展，而分配规则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便是在相同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以及自然资源条件下，对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系统来说，在不同的财富分配规则之下，社会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也将会产生巨大的差异，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以及自然资源等条件为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仅仅只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分配规则的差异，则决定着这种可能的实现程度，比如，在某种物质和技术基础下，也就是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以及自然资源等确定的条件下，在保证社会再生产循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某个社会的年财富生产量和社会财富存量理论值分别为1万亿元和3万亿元，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和分配规则对于经济运行的阻碍作用，有可能使这个社会的实际年财富生产量和社会财富存量分别为2千亿元和1万亿元，大大低于理论值。恰当的分配规则应当是合理的和公平的，而不是不合理的和平均的，应该是可以避免社会财富占有结构失衡的，而不是导致过度贫富分化以至于影响正常的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的，应该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中心的，而不是一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虽然分配规则的核心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保护个人利益却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手段和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没有个人利益的实现，就没有社会利益的实现，个人利益本来就是社会利益的形成基础和基本组成部分，真正需要限制和否定的个人利益是指对社会利益的增进没有贡献和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
个人的科学发现、技术成就、发明和创造，企业或组织的创新成果，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的根本理由，创新是一个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源泉，凡是对于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做出新的贡献的创新行为，都是应当受到奖励的，这种奖励的程度应该与其对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做出的贡献程度相对应，对其相应的个人利益给予最大的保护和鼓励，是社会对于创新者的责任，是对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的维护，也是对社会财富生产增长源泉的最好保护。

第二节 创新租金与自然资源租金

创新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及其自身认知与实践的活动。具体而言，创新是指人为了一定的目的，发现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事物的组构或者构成元素进行变革，从而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活动。
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认为：“使人力和物质资源拥有更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活动；任何改变现有物质财富创造潜力的方式都可称为创新；创新是创造一种资源”。 彼得•德鲁克对于创新的观点，更加侧重于论述创新与财富增长的关系，特别是侧重于创新与企业效益的关系，指出创新精神是现代优秀企业家必不可少的素质要求。
创新是一个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源泉。凡是可以对社会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做出新贡献的方式、方法，凡是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行为，凡是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服务新举措，总之，凡是可以拓展人类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种类和提高人力与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活动，都会对人类财富的增进作出新贡献。
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社会中，任何可以增进社会财富的创新，一经运用于企业或个人的生产经营，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增长作出新的贡献，在对社会总财富生产作出新贡献的同时，对于这新增加的财富生产成果如何进行分配，也就是新增的财富部分之总量及其分配比重，取决于这创新向社会的扩散程度。如果运用这创新的企业与未运用这创新的企业并存，那么社会因为该创新所增加的财富等于运用这创新的企业所新增的财富，并且这新增加的财富将主要由运用这创新的企业或个人所分配和占有；如果这创新公开并扩散至社会无偿使用，不论这创新是整个社会都可以无偿使用，还是仅仅只能够供作某一行业的所有企业无偿使用，那么因为运用这创新所新形成的财富都将由整个社会所分配和占有。
什么是创新租金？顾名思义，就是创新成果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在同等劳动力付出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不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情况下，对于创新者和运用者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这种差异性收益在某创新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前，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当该创新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后，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自动消失。
假设，某个市场中，存在同种类同质量等各方面完全相同的某种产品，生产该种产品的企业有若干家，分别是A、B、C……Y、Z等不同的企业，在市场稳定和饱和的情况下，每年该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均为5000万件，总价值50亿元，即每件产品的价值100元，而每件产品的制造成本为80元，管理费和销售费用等以及相关税费折合后每件产品负担20元，也就是说生产该产品的所有企业都是在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利润率为零。假如A企业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5%，现在，A企业获得了一项自有创新，运用于该产品的生产，使得企业该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为每件60元，我们暂不去考虑A企业是通过优化组织和管理减少用工人数，还是运用新技术或新工艺减少了原材料和动力的消耗，总之，A企业每件产品节约了20元的成本，此时，A企业面临两种有利选择：一是不增加该产品的生产和销量，这样就不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在市场占有份额和产品售价不变的情况下，A企业将由每年的零利润变为每年大约5000万元的利润，但是，这种方式不能持续的迅速增大企业总利润，而且并不能保证秘密不外泄；二是通过融资的的形式追加投资，扩大该产品的生产规模，采用适度降价的方式扩大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其代价是减少了单件产品的毛利润，好处是迅速增大企业规模和企业总利润，同时，造成市场冲击，导致生产该产品的其他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由于A企业该产品的售价降低和企业迅速扩张，必然会引起其他企业的关注，那么，A        企业运用自有创新降低单件商品制造成本的相关信息就会为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所获知，这些同行们必然会千方百计的获得A企业的创新成果并运用于本企业的生产，以抵消A企业的创新成果所带来的生产经营优势。如果A企业的创新为管理或组织优化方面的，那么其他企业就会模仿和吸收，当然也不能够排除在模仿的吸收的同时，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具有某些优势的因素加入其中予以改进，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如果A企业的创新为技术或工艺方面的生产秘密或已经申请了专利，那么其他企业就会购买生产秘密（包括窃取秘密）或购买专利，来获得A企业的新技术或新工艺，同时还可以通过改进企业生产管理的方式，发挥自己企业的特长，甚至不排除可以比A企业做得更好。在由A企业所引发的这一轮创新成果运用过程中，A企业由于首先运用创新成果，提高了生产经营的效率，取得了明显高于其他同行的差异性收益，所获得的创新租最大，一部分嗅觉敏锐和行动迅捷的企业，先于其他企业从A企业获得该创新并运用于本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可以取得一部分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仍然可以获得一部分创新租，而一些被动的行动迟缓者即便最终获得并运用了A企业的创新成果，也将会因为该创新的普遍运用而得不到该创新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而一些没有运用该创新也没有其它措施以抵消A企业创新优势的企业，则不免会被市场淘汰。如果由A企业首先运用的该创新是通过向专利所有者购买专利使用权而获得的，那么其他企业在发现运用该创新有利可图后，也会群起而仿效之，即便如此，从这创新的最初运用到市场普及仍然会需要一个过程，A企业与其他一些较早运用该创新的企业仍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或多或少的创新租，所不同的是，无论这创新是否在整个市场普及，该创新的专利所有者都会在一定时期之内，取得其应该得到的创新租，因为购买专利的使用权支出就是对创新者创新成果的使用权支付租金，在整个过程中，使用专利的企业无论是否因此而取得了相比较于其他企业的差异性收益，这专利使用权的支出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支付这笔支出或不使用该专利，而又没有其他方法抵消该专利所带来的生产经营效率优势时，那么，等待这样的企业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淘汰。总之，每一项创新，从其最初运用，到持续扩散，都会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给最初运用该创新以及部分后续者的生产经营带来差异性收益，这差异性收益就是由于运用创新所带来的，并不是因为更多的劳动力付出而带来的，也不是因为自然资源租金的变动而影响的，给创新者和创新运用者所带来的纯收入，即是创新租金。
上述假设，仅仅是为了分析创新租的形成所进行的理想化论述，在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市场的众多行业中，在每一个行业的众多种类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中，创新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运用，对于单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通过优胜劣汰，将会造成一部分优势企业的规模扩张或诞生新的企业，也将会造成一部分企业的规模萎缩或企业被淘汰，而长时间规模稳定的企业往往都是一些微利的或处在盈亏平衡点的企业。即便是规模萎缩和微利的或处在盈亏平衡点的企业，我们也不能够认为其不存在创新活动或创新成果的运用，只不过这些企业创新太少或创新成果的运用不足以维持其企业成长，甚至不足以维持其简单再生产或没必要继续保持其生产经营的原有规模。
一项新的创新成果运用于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先期运用者带来了创新租收益，随着该创新的普遍运用，这创新租就会消弭于无形，先期运用者在给自己带来了创新租收益的同时，对于社会总财富的新贡献并不会低于自身所取得的创新租收益，对于后期运用者和该创新普遍运用之后的所有运用者来说，创新租的收益都将重归于零，先期运用者也将不能够继续得到创新租。但是，因为某项创新给社会总财富生产所带来的增长，并不会的创新租消失而消失，而是在该创新租消失的同时，达到最大化。创新租消失了，由某项创新给社会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成果并不会由整个社会所共享，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将会转化为自然资源的租金，并由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占有。
在上一章关于地租产生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在人们仅仅只能耕种一等土地的情况下，是不会产生相对地租的，但是，随着农业耕种技术的改进，使得人们不仅可以在一等土地上取得更好的收成，而且使得耕种二等土地成为可能，并且，因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给社会所带来的总财富中，将会有一部分会转化为地租，这个地租就是因为土地资源本身的差异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同理，当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到可以耕种五等土地时，那么前四等土地与第五等土地相比，在劳动量等投入相同的情况下，将会表现出四种不同的差异性额外收益，这四种差异性额外收益就分别是前四等土地的相对地租额，在暂时不考虑农业资本利润的前提下，我们说，每一次农业技术的进步并且得到普及后，所新增的社会财富生产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将会成为地租。对于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除了土地之外的其他可开采自然资源来说，随着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和运用的普及，不同的自然资源也会因为开采和冶炼技术的进步而获得相应的相对租金。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是城市土地消费性地租资本化价格的表现，是未来地租收益在当下的预收取形式，也是对社会生产和消费创新成果普及后新增社会总财富的分享，由于牵涉到金融，情况比较复杂，暂不做论述。总之，创新给社会所带来的财富生产增长的成果并不会由整个社会所共享，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将会转化为自然资源的租金，并由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占有。创新成果的普及及无偿使用之后，其对于社会总财富生产增长的益处将达到最大化，但创新运用者将不会因此而获得由于差异性收益而形成的创新租金收益，而新增的社会财富生产成果，除了由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挖去一大块以外，另外的部分将主要用于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的公共增长支出，同时，社会创新活跃的时期，也是普通民众生活相对宽裕和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反之，社会创新的消寂期，将是普通民众生活相对困苦和社会发展停滞的时期。
创新租金是某创新扩散至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前，对于创新者和运用者所带来的差异性收益，当该创新扩散整个市场并无偿使用之后，相应的创新租自动消失。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是在创新租消失之后，由创新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增长成果，依据自然资源本身的差异对于产出的影响而获得的差异性收益。虽然，无论是创新租金，还是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其根本来源都是在于创新及其成果的运用，但两种租金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交集。

第三节 资本利润的实质是参与创新租金的分配

资本对于所有者来说可以产生收益（利润），但是绝不能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只能是参与劳动的人，资本利润的实质是参与创新租金的分配。
有些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以资为本”，把土地、矿山、机器、原料、资金等统称为资本，甚至把原始社会人们手中的原始简易工具也称之为“资本”，并把资本称之为产生利润的源泉，而参与生产劳动的人，仅仅是形成财富的其中一个要素。为了证明资本可以创造价值，甚至列举了“无人工厂”作为证明。对于这些被称为资本的东西，我们可以找出其共同点，那就是有效用、稀缺性。其实，一切人类用于交换的东西，也同样具有这两个共同点。没有效用的东西，不被人们需要，当然不能作为资本；人人都可轻易得到，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当然也不会作为资本，只有具有某种稀缺性的东西，才能被作为资本使用。
与当下经济学界主流的常识性的资本概念不同，在本书中关于资本的概念，是把自然资源排除在资本范围之外的，而无论其是否具有效用，也无论其是否稀缺，唯有如此，才能够更清晰的论述笔者所要表达的观点，也即是说，自然资源的租金虽然在市场经济具体实践中，可以为企业带来收益或利润，但是，绝不应该把它作为资本的利润。
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李嘉图在阐述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对于地租和矿山租金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土地、矿山对于所有者产生的收益，不是土地、矿山创造了价值，而是因为土地、矿山的有限性，向使用者所收取的租金，其实质是剩余产品的分配形式。李嘉图借此来证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原料等价值转移形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但是，李嘉图并没有认识到资本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表现形式，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导致了“李嘉图困境”，因为创新租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一样，并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在其后大约二百年间，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都没有明确地认定（或认识到）这一点。
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进行农业生产，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农业资本家获取利润。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投资直接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是租给农业资本家耕种，那么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利润就将相当于包括地租和资本利润两个部分的收益，如果土地所有者不能够得到实际的资本利润收益，那么土地所有者就不会自行耕种，而宁愿把这部分资本投入到其他行业。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都没有把地租归类为资本的利润，同理，自然资源的租金也不应该归类为资本的利润，虽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来看，无论这所得的来源和出处，都会把其归入“利润”。
亚当•斯密在“论资本利润”那一章中说“资本利润的增减，与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财富状态对两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末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要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和某一特定时间的劳动的平均工资，也不容易。而且，所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工资。但就资本利润说，就连最普通的利润，我们也很少能够确定。利润极易变动，经营某特定行业的人，未必都能够说出他的每年平均利润是多少。他的利润，不但要受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而且要受他的竞争者和顾客运气的好坏、商品在海陆运输上甚或在堆栈内所可能遭遇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的影响。所以，利润率不仅年年变动，日日变动，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变动。要确定一个大国内各行业平均利润，必然更加困难；至于要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利润，那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不过，我们要相当准确地确定往昔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虽不可能，但我们可以货币的利息上略知其梗概。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我们由此确信，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必随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随着上升。所以，利息的变动情况，可使我们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亚当•斯密的观点，但是“资本利润的增减，与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这句却是完全正确，至于利润与一般利润（亚当•斯密说的是平均利润）的关系，亚当.斯密则完全说反了，不是由利息率决定利润，而是由利润决定利息率。当然，利息率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资本投资，有使得社会投入到各行业的资本出现某种平均利润的倾向，但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利润平均化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也即是说，这种平均化趋势仅仅对没有特殊竞争优势的企业有效，而对于拥有某些特殊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在这种竞争优势没有失去的情况下，所谓资本利润平均化的趋势，对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所有者从事投资、生产和经营的根本目的。虽然通过资本在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生产企业之间的流动和投资方向的转移，并通过不同行业之间、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使得整个社会不同行业之间、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本利润率有平均化的趋势；但是每个行业之间，每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并不是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相一致，只有不同行业之间、每个行业内最低利润率的企业之间才会形成平均的利润率。这个平均的利润率就相当于正常的市场资本利息率，因为，如果低于这个利润率，那资本所有者就情愿把资本借贷出去，而不是自己来组织和进行生产，只有等于或者高于这个利润率，才有维持其继续经营的必要，当然，实际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企业如何决策，主要是受具体企业对未来预期的影响。
事实上，自有市场以来，虽然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必然导致的趋势，但是每个资本所有者、每个资本经营者所追逐的目标是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利润率的平均化，而且每个资本所有者、每个资本经营者的具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实现，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企业的经营秘密，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企业的技术优势，总之一句话：保持自己的效率优势。因此，利润平均化虽然是趋势，但是利润不平均却会是绝对和长期存在的。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利润率不一致是永恒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不一致也是永恒的。
资本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又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也就是相对资本租金与绝对资本租金。相对资本租金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绝对资本租金的理论值为零，但是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出现供不应求的正值和供大于求的负值，通过具体商品的价格变化并进而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一） 绝对资本租金

绝对资本租金，是指市场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在没有因为创新成果运用于生产经营可以对其形成生产经营优势的情况下，因为创新成果扩散至整个市场对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成果中，由资本所分享的部分。创新成果扩散至整个市场之后，单个生产经营主体所取得的创新租会归于消失，但是，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成果并不会因此消减，而是会达到最大化，因创新而形成的财富增长成果，会由整个社会所共享，由于资本对利润的竞争机制，财富增长成果会在资本之间均等化分享，同时，一般劳动力也会因此而分得一部分，但是，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平均化的利润必然会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而劳动力的一般工资也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是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资本的投入会不断加大，必然会摊低平均利润率水平；二是在资本利润率过低的情况下，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必然会尽力压低工人的一般工资；三是社会财富增长成果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将会转化为自然资源租金，并由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占有，这是绝对资本租金迅速降低的最直接原因。
上文我们提到，每个行业之间，每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并不是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相一致，只有不同行业之间、每个行业内最低利润率的企业之间才会形成平均的利润率。也就是说，在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行业准入限制的情况下，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只有那些不具有创新方面竞争优势的最低利润率的企业之间，才会形成平均的资本利润率，而对于那些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其较高的资本利润率，在其效率优势没有丧失之前，并不会被平均的。因此，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这个概念，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其太过笼统，使得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难以通过这个概念更加清晰的表述和分析经济现象，不能够使用这个概念对社会同一行业内部不同利润率差异的形成原因做进一步分析，也忽略了创新对于社会财富增长的意义。
绝对资本租金是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那些不具有创新方面竞争优势的最低利润率的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资本平均利润率所对应的收益。那么，这个最低平均利润率的理论值到底是多少呢？
新的创新成果运用于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随着该创新的普遍运用，运用该创新的企业将不能继续取得相应的创新租金，由某项创新给社会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成果将会在资本、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和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当然还有税收等参与的再分配，为了问题简化，暂不考虑），这三者之间会相互挤压，自然资源租金挤压绝对资本租金，而绝对资本租金挤压一般劳动力的工资，由于三者之间自然资源租金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没有新的可以提高社会生产经营效率的创新成果继续供给社会普遍运用的情况下，挤压的结果将是绝对资本租金归零，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将恢复到仅仅可以维持社会一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当然，在社会创新活跃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自然资源租金对绝对资本租金和一般劳动力的工资的挤压，会动态的保持一定的利益分享空间，人们的生活必然是相对宽裕的时期，资本积累和投入必然活跃，绝对资本租金也可以保持为正值，而在社会创新低迷和社会经济发展停滞或倒退的时期，自然资源租金对绝对资本租金和一般劳动力的工资的挤压，就不会给其保留有利益分享的空间，甚至是出现过度挤压的现象，一般劳动力的工资甚至会不足以维持其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此时，人们的生活必然是相对困苦的时期，资本的经营也必然是艰难的，绝对资本租金也必然会归零或是负值。
自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无论是早期的商品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时期，除了受到垄断因素和行政因素干预的行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所有企业都可以取得平均利润。实际上，在市场绝大部分成熟的行业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是一些长期盈亏接近于零利润的企业在苦苦支撑，一方面，一些新的企业在诞生，或迅速发展壮大、或保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会萎缩，甚至破产倒闭。一个企业是发展壮大还是萎缩或倒闭，最根本的因素在于这个企业所受到的盈利或亏损的影响，盈利的企业在前景看好的情况下，必然会发展壮大，而亏损或前景看衰的企业，必然会萎缩甚至倒闭，一些微利和接近于零利润的前景一般的企业，则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萎缩以至于被市场淘汰的命运，而一个长期盈利的企业则必然会壮大和发展，不论是社会创新活跃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还是社会创新低迷和社会经济发展停滞或倒退的时期，在社会的所有行业中，都会存在一些接近于零利润的前景一般的企业，而无论这些企业是微利或者微亏，总之，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在抛开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和各种短期的经济扰动因素的影响之外，不同行业中的最不具有竞争优势但仍然可以长时间维持的企业，其长期盈亏总体为零，即所有那些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在理论上应该为零，因此，我们说，绝对资本租金的理论值为零。也就是说，无论某个资本所有者投入多少资本运用于生产经营，只要所投资的企业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在没有自然资源租金可以分享和通过寻租行为带来收益的情况下，资本的收益率在理论上为零。
在社会创新活跃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虽然也会存在少量的零利润企业，但是绝大部分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会大于零，其平均值也会大于零，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货币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新的创新成果不断注入市场得到普遍运用，使得社会财富的生产出现迅速增长，即便是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也将会分享其成果，所以会出现绝大部分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会大于零的现象，此时，绝对资本租金会大于零；当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创新运用没有普及和货币供应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会出现通货紧缩并导致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由货币所表现的资本利润率低于零的现象，即便是随着创新成果运用的普及，由于货币供应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有可能会出现由货币所表现的资本利润率低于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金属货币本位体制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纸币或不兑现的货币本位条件下，则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在社会创新低迷和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时期，由于没有新的创新成果不断注入市场得到普遍运用，使得社会财富的生产出现停滞，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将没有额外的生产成果可以分享，所以其资本利润率会等于零。在社会经济发展倒退的时期，虽然也会存在少量的零利润企业，但是绝大部分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会小于零，其平均值也会小于零，此时，绝对资本租金会小于零；不过，在实际市场运行过程中，由于货币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创新由活跃期转为低潮期时，随着创新租的消失，在非金属货币本位体制下，有可能会因为货币供应的泛滥导致那些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短暂出现由货币所表现的资本利润率大于零的现象，然后由于社会生产的过剩迅速出现负利润率，并在经过一轮痛苦的过程之后回归零利润率。
由于新的行业的兴起和某些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以及行政干预和市场偶然因素等所引发的市场波动，会导致某种或某些种类的商品出现短时期价格变动，从而使得一些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某种或某些种类商品的零利润企业，因为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外部因素变化而导致企业出现盈利或亏损，这种由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所导致的部分商品价格变化，会使得相应的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出现大于零的平均利润率或小于零的平均利润率。因此，虽然绝对资本租金的理论值为零，但是由于市场波动的影响，其实际值有时会大于零，有时会小于零，这种绝对资本租金相对于理论值的偏离，是通过价格对于财富价值的偏离来实现的，在现实的市场中，这种偏离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一旦绝对资本租金回归于零，市场就会回归到以财富价值为中心来确定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相对于偶然性或阶段性因素所引起的市场波动，垄断性经营和受到市场准入限制的经营，对于资本绝对租金的影响更加稳定，这种影响是通过排挤竞争对象的方式实现的，由于竞争的有限性，使得一些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依然可以长期获得高于零的资本利润率收益，而无论这企业的效率是高还是低，也无论是否处在经济周期的倒退或停滞阶段。这种绝对资本租金的取得，是通过寻租的方式实现的，是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结果。

（二） 相对资本租金

资本利润的实质是资本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表现形式。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对资本租金的理论值为零，由于正常的市场商品价格波动或经济周期的影响，致使绝对资本租金有时大于零或小于零，使得绝大部分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长期资本利润率接近于零，长期资本利润率低于零的企业则会被市场无情的淘汰；一些企业在特殊情况下通过非完全竞争的手段或通过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抬高销售或服务的价格，从而取得额外的收益所取得的利润，实际上是市场寻租行为的结果，并不会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做出任何的贡献，而是以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的，从市场公平的角度来说，是不道德的，也是违反社会利益的，必将受到社会的限制和打击；只有企业通过创新或运用创新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的效率，使得本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额外收益的同时，社会整体利益得到了同步的增加，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创新竞争优势所获得的生产经营利润，才是正当的，资本只有参与创新租金的分配所得到的利润才是最正常的利润，才是完全市场竞争环境条件下，最基本的资本利润。
在撇开自然资源租金和绝对资本租金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的情况下，抛开寻租行为对企业的收益影响之后，企业取得利润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参与分配由于运用创新优势所带来的创新租金，因此，我们说，资本利润的实质是对创新租金的分享，这种由于参与分享创新租金而带来的资本收益，我们称之为“相对资本租金”。
与绝对资本租金不同，相对资本租金只能为正数，而且也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假设市场中，有许多不同的企业生产同种类同质的某商品，暂不考虑运输和流通成本以及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的影响，在抛开商誉对不同企业销售该商品的价格影响之后，该商品的市场价格应该是统一和确定的，现在，某一个企业首先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比如运用新机器加速了该商品的生产，使得耗费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在单位劳动时间内，可以大幅度提高该产品的产量，直接节约了单位该商品的劳动力成本，那么，该企业因为运用创新竞争优势所取得的创新租金及其分享的表现形式就是相对资本租金，并不会增大该商品的市场单价。如果该企业相比较于未运用新技术之前，仅仅辞退了一部分劳动力，仍然保持原先该商品的产销量，并且可以保持这项新技术不在市场上继续扩散，那么该企业在取得创新租金增加其资本利润的同时，并不会改变该商品的市场销售单价；如果该企业适度扩大该产品的产销量，或者这项新技术运用在市场上适度的扩散，也就说，保持该项新技术的运用不至于扩散至整个市场，并且保证不至于把绝大部分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挤垮的情况下，在该项新技术的扩散过程中，会导致该商品市场单价暂时性降低，待到该商品的市场价格形成新的稳定之后，该商品的市场销售单价将重新回归到该项新技术的运用和扩散之前的价格；如果该企业无限制扩大该项新技术的生产规模，并且这项新技术的运用无限制的扩散至整个市场，那么，该商品的价格会一路下滑，在供应过剩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使未运用该技术的一般性企业的商品售价跌落到其成本线以下，在该商品的市场价格形成新的稳定之后，与未运用该创新之前相比，市场单价将会与该创新提高该商品的生产经营效率成反方向变动，并且与相应的财富价值相吻合。在前述假设情况下，如果某一个企业，因为采用了一种新的生产工艺，在单位产品耗费直接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在单位劳动时间内增加某产品的产量，但是，却节约了大量的原材料，直接节约了原材料成本，也就是间接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那么，这类形式的创新竞争优势，随着新工艺在市场的运用与扩散变化，企业所取得的创新租金及其分享的表现形式的相对资本租金，以及对该商品市场单价的影响，与直接节约劳动力成本相比，其表现与结果完全一致。
属于某企业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该企业在运用这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在市场竞争中所取得的创新租金，全部归该企业所有，在扣除对参与创新者的报酬和奖励之后，就是投资该企业的资本所获得的相对资本租金，但是，该企业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一旦公诸于世或被市场普遍运用，该企业就将会失去相应的相对资本租金，同时，市场上的其他相关企业也将失去由此获得的相对资本租金，在该相对资本租金消失的同时，会降低相应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
在专利技术的转让过程中，由于专利技术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是不同的经济主体，因此，从部分企业利用某专利技术获利，最后到市场普遍运用该专利技术，运用该专利技术的企业所获得的相对资本租金最终会归零，但是专利所有的人的创新租并不会因此而归零，因为在专利保护期之内，所有购买并使用该专利技术的企业都将继续支付使用费。此时，使用该专利技术的企业将不能够因此而获得相应的相对资本租金，但是，使用该专利技术的企业将继续通过保持相应商品或服务的一定市场价格的形式，代收部分创新租金并通过专利费的形式移交给专利技术所有者。在创新成果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相分离的情况下，企业因为相应的创新竞争优势而得到的创新租金，都必须在扣除支付给创新所有者的费用之后，才能成为资本的相对资本租金，即便，相对资本租金因为某创新成果的市场普遍运用而消失之后，只要使用该创新成果的企业需要继续对创新成果所有者支付费用，该创新成果的创新租金就不会消失，但是，这种代收取的创新租金，已经不是同类生产经营企业由于运用创新成果而带来的差异收益，而是一种同质化的普遍的费用收取，必然会影响相应的商品价格与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对于相应商品的价格影响相当于绝对资本租金，所不同的是，这种影响并不会增加或减少企业或资本的利润。
从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于一个企业能否取得利润至关重要，关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对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影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瑟夫•熊彼特和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两位前辈从各自的角度，已经论述的很精辟，在此，不再加以评论和熬述。笔者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接受了完全相同的教育和培训、得到了完全相同的外部和内部信息的两个企业家，对于两个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所有因素完全相同的同质企业分别进行经营管理，最终的经营结果仍然会是不同的，造成经营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企业家的“灵性差异”，并由这灵性差异造成经营结果的差异。真正的企业家创新，对于企业利润的取得，主要依靠参与创新租金的分配而得到，而不是主要依靠寻租行为而得到。通过改进生产技术与工艺，通过改进组织结构和管理，通过改进企业经营策略，重视企业自主创新，通过引进外部创新和再创新，总之，通过提高单位劳动力付出与产出的比率、通过节约原材料、燃料或动力来降低耗费，通过精益求精的态度来提高产品质量，也就是通过提高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的效率来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垄断性经营、虚假宣传、假冒伪劣、腐败性公关等寻租行为来获取利润。
人力资源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资源。无疑，企业家作为人力资源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源中的枢纽和核心，除了企业家之外，一般管理与技术人员和一般员工是企业中人力资源的主体部分，企业家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如何管理和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力和潜力，通过合理搭配和组合，并提高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的效率，是企业家创新成果的最终体现。
工匠精神是一个企业能否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性因素之一，也是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创新竞争优势并取得创新租金的重要条件。某行业中许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即便是在这个行业中不存在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不存在新的技术和工艺所带来的创新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某个企业内部形成了崇尚工匠的亚文化，绝大部分员工拥有了对工作精益求精的高度自觉，拥有严谨的工作态度，那么这个企业将依然具有一定的创新竞争优势，给企业带来创新租金的收入，从而增加并保持这个企业的利润。员工的工作认真和精益求精，可以增加企业产品的优等品率，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原材料的浪费，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机器的非正常磨损和毁坏，从而降低机器的维修费用和有效利用率，同时，生产过程中一些具体的技术诀窍和特别有效的操作技巧以及工艺的改进，正是因为一些比较有灵性的具有工匠精神的员工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发现和摸索出来的，而这正是生产性企业新的技术秘密形成的原因。对于商业企业或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工匠精神的具体表现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对于企业形成创新竞争优势，并为企业带来创新租金收入，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以上论述的，是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运用创新竞争优势提高已有商品或服务的生产经营效率取得创新租金，并通过分享创新租金而获得相对资本租金。那么，对于首创的新商品，资本是如何分享创新租金的呢？
一种首创的新产品投放市场以后，一旦得到市场的认可，在一定时期内往往会形成供不应求的现象，产品高企的售价与产品低廉的成本之间形成巨差，从而使得生产企业获取巨量的创新租金收入，在除去支付的专利费用或相应的新技术开发费用之后，企业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那么，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利润是绝对资本租金还是相对资本租金呢？由于首创新商品的生产企业在最初只有一家，没有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可以比较，所以，我们不能将这利润归为相对资本租金，只能将其归类为绝对资本租金。专利费用或相应的新技术开发费用是使用专利技术或开发该种新产品必须支付的成本，理所当然的应该计入产品售价之中，生产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因为该种新产品的供不应求所造成的售价高企，而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所造成的商品价格高昂或低廉，正是绝对资本租金的表现形式。在一定时期内，随着生产该产品的企业逐渐增多，市场供应逐渐增加，供不应求的状况会逐步缓解，该产品售价会相应的降低，但是，只要供不应求的局面仍然在持续，生产该产品的正常企业就仍将会获得一些绝对资本租金，并因此而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此时，相较于经营管理水平一般、员工素质一般的企业，一些经营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较高的企业会取得相对更高的资本利润率，那么这部分资本利润率差所对应的收益就是相对资本租金了。随着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继续增加或规模扩大，当该种产品的市场供应达到供需平衡时，那么相应的绝对资本租金将会归零，而一些经营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较高的企业将依然会获得相对资本租金。
一些经营管理水平一般、员工素质一般、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通过压低工人正常工资的方式取得利润，并不是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或增加社会总财富的方式而取得的纯收益，实际上是一种寻租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暂时为企业带来利润，但是，当某个社会的所有企业均通过这种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并形成新的常态化的正常工资时，这暂时的利润最终将会转化为自然资源租金，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所占有，企业将不能继续保持这部分利润。特别是当社会处于创新停滞期时，企业主通过压低工人正常工资的方式取得暂时利润的方式，并不能长久的保持资本的寻租利润，而是为增加自然资源租金做嫁衣，当工资压到不能再低时，这种寻租利润也将归零，同时会激化劳资矛盾，继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

第四章 论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

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问题是价格问题的核心支点问题，只有一个核心支点，而没有依托这个核心支点而延伸的杠杆，那么这个核心支点就是孤立的，无论这个支点多么正确和关键，都会因其孤立而难以对实际经济的运行发挥正确的指导作用。两个不同经济体之间或者同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历史时期，其财富量的比较问题，即GDP的比较问题，是无法单纯依据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问题的解决来解决的，这就需要将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问题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问题这两者融合，于是本书提出了财富价值的概念。
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所依据的是不同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劳动量的多与少，对于经营性资本来说，在排除寻租行为影响的情况下，其经营收入在扣除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折旧等财富价值转移部分和劳动力成本之后的收入，必须再扣除相应的自然资源租金之后的剩余，才会成为经营性资本的利润，剩余值即为利润值。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因为生产出等量的社会财富所耗费的劳动量较少，所以其利润值为正值，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一般性企业，因为生产出的社会财富量与使用的劳动力所耗费的社会财富量相当，所以其利润值为零，生产效率过低的的企业，因为生产出等量的社会财富所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其生产出的社会财富量低于相应使用的劳动力所耗费的社会财富量，所以其利润值为负值，如果利润值长期为负值而且扭亏无望，那么就会面临被淘汰。
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企业，生产效率有高有低，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是依据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最高劳动量？最低劳动量？抑或是平均劳动量？如果依据耗费的最高劳动量，那么市场中将不会出现亏损企业，如果依据耗费的最低劳动量，那么市场中将不会出现盈利企业，如果依据耗费的平均劳动量，那么市场中的平均利润率就会为零。
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只能是依据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利润率为零的一般性企业所耗费的劳动量，因为在扣除自然资源租金和寻租影响之后，其生产出的社会财富量与其使用的劳动力所耗费的社会财富量相当。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企业的利润率为零，耗费劳动量更多的企业会被淘汰，耗费劳动量更少的企业会获得不等的利润，而整个市场中的平均利润率就会大于零。
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耗费等量的劳动量所消费的社会财富量并不相等，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是不同的，因而，单纯依据耗费劳动量的多少来衡量其不同商品的价值大小，就会出现问题，这就要求结合不同国家或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劳动量耗费所对应的社会财富量，来衔接比较。
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使用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来确定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比例，比单纯依据劳动量来确定更准确，也更科学，其好处是，更加符合于国际贸易中的成本比较优势的对比，也更加适合于的历史GDP比较和国际间的GDP比较。
但由于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在不同的时期，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时会高于其自然工资，有时会低于其自然工资，所以，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也会随着一般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涨落而涨落。

第一节 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历史分析及结论

在进行分析之前，让我们先大体上了解一下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对于工资的论述。
1、        李嘉图对劳动工资的论述。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章<论价值>开篇说：“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变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
在第五章<论工资>中说：“劳动正象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最上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 “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以及供养保持其人数不变的家庭的能力，不取决于他作为工资所能得到的货币量，而取决于用这一笔货币所能购得的食物与必需品量，以及由于习惯而成为必不可缺的享用品量。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便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上涨，这些东西跌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跌落。”
“因为资本增加后，对劳动的需求就会成比例地增加；对做工的人手的需求将和有待完成的工作成比例” “所以社会每有改进，其资本每有增加时，劳动的市场工资就会上升。但上升是否持久却要取决于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否也已上涨，而这一点又要取决于用劳动工资购买的各种必需品的自然价格是否已经上涨。”
“在新拓殖地区中，采用了文化非常先进的国家的技艺和知识以后，资本就可能有一种比人口增加得更快的趋势；如果劳动者的不足不能由人口更多的国家补充，这种趋势就会大大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但随着这种国家的人口繁殖、品质较劣的土地投入耕种，资本增加的趋势就会成比例地降低。因为在满足现有人口的需要以后，余下的剩余产品必然会与生产的便利程度成比例，也就是必然会和生产上雇用人数减少的程度成比例。因此，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力虽然可能仍大于人口的繁殖力，但这种情形不会长期继续下去。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也各不相同，土地上所使用的资本每增加一份，生产率都会下降，而人口繁殖力却是始终继续不变的。”
“一个英国劳动者的工资如果只够购买马铃薯而不能买其他食物，只够住一间土房子，他就会认为自己的工资低于自然率，不足以供养一家人口。但在“人命贱”和需要容易满足的国家中，这种微薄的自然需要就往往被认为已经足够了。现在英国农舍中所享用的许多享用品，在我国历史上较早时期中一定被认为是奢侈品。”
2、亚当•斯密对于劳动工资的论述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说：“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无地主也无雇主来同他分享。”
“劳动工资一语，都普遍理解为，在劳动者为一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
“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
“不过，在争议中，雇主虽常居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 “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
“很明显，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可是，有某些情况，有时也使劳动者立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上述工资的工资。”
“因此，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然而，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今日英格兰确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各地高。 所以，北美劳动的货币价格如果比母国各地高，那末其真实价格，即其货币价格对劳动者提供的支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能力，在比例上必定比母国更高。”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达到极大的数额。但这数额如果数世纪不变，或几乎不变，那末每年所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劳动者人数，甚或还有剩余。这样，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要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自然会超过需要雇用的人数。就业机会常感不足，于是劳动者为要获得工作，不得不互相竞争。假如，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本来足够养活他们各自的身家而且还有剩余，那末劳动者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害关系，不久就会使工资减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象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
“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
“在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劳动者，都比前一年少。许多不能在上等职业中找得工作的上等阶级人民，也想在最下等的职业中找工作。这样，在最下等职业中，就不但有了超过需要的最下级劳动者，而且还有过多的从其他各阶级纷纷拥入的人。结果，职业的竞争变得非常剧烈，以致把劳动工资减低到极悲惨极贫困的生活水准。”
“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
“也许值得指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亚当•斯密在第十章<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第一节<起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均等>把同等劳动量与劳动工资的差异关系归纳为“以下五种主要情况，一方面对某些职业的微薄金钱报酬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金钱报酬加以抵销：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安定的有不安定的；第四，职业所须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其中，对“第二，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相同。”着重摘录如下：
“设置高价机器，必然期望达机器在磨毁以前所成就的特殊作业可以收回投下的资本，并至少获得普通的利润。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只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把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劳动看做熟练劳动，而把一切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看做普通劳动。这种政策似乎认为，前者的劳动化后者的劳动在性质上更细致更巧妙。在若干场合也许是这样，但在大多数场会却不是这样，我在下面加以说明。所以，欧洲各国的法律习俗，为使某人有从事前一种劳动的资格，都要求他先作学徒，但严格程度各地不同。而对于后一种劳动，全听人自由，不加限制。在作学徒期内，学徒的全部劳动都归师傅所有。学徒的生活费，在许多场合，还是仰给于父母亲或亲戚，至于衣服，几乎都是由父母亲或亲戚务办。依照普通习惯，学徒还须给师傅若干学费。不能给付金钱的学徒就要给付时间，换言之，要做比一般年限长的学徒。不过，这对师傅未必有利，因为学徒往往习于怠惰，而这对学徒总是不利的。反之，就农村劳动说，劳动者往往在被雇从事简易工作的时候学会了比较繁难的工作。在受雇期中，无论在什么阶段，他都能以自己劳动维持自己生活。因此，欧洲各国的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工资，论理要稍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使他们成为高人一等的人。但是，一般地说，他们这种优越程度很有限。制造单色的亚麻布和呢绒这类普通制造品的工人，一日或一星期所得，平均计算，不过略多于普通劳动者一日或一星期的工资。由于他们的工作，比较经常均一，所以全年总计所得也许多些。但是，很明显，这也不过足够补偿他们受教育所花的更多费用。”
“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学习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大费用。所以，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当然要大得多，而实际上也是如此。”
通过对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工资论述的分析，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注：对于这一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是取决于给付工人的劳动工资（或报酬）的多少；
2、劳动（力）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就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3、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不取决于他作为工资所能得到的货币量，而取决于用这一笔货币所能购得的食物与必需品量，以及由于习惯而成为必不可缺的享用品量，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便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上涨，这些东西跌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跌落。
4、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或饿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
5、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如果一国收入和资本不增加，那么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超过劳动（力）的自然价格的劳动工资，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最下等的劳动者仅仅能够取得劳动（力）的自然价格的劳动工资，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有些最下等的劳动者即便符合劳动（力）的自然价格的劳动工资都不能得到，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6、劳动工资的自然价格是动态的，随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同而不同。一个英国劳动者的工资如果只够购买马铃薯而不能买其他食物，只够住一间土房子，他就会认为自己的工资低于自然率，不足以供养一家人口。但在“人命贱”和需要容易满足的国家中，这种微薄的自然需要就往往被认为已经足够了。
7、需要前期投入的特殊职业，其工资与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相当于成本的收回与资本利润的取得。对于必须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来说，可只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8、不需要前期投入的特殊职业，相同单位劳动时间内其工资与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基于合理的补偿原则。即是对于危险程度、损失（不能劳动的时间）、风险程度、责任大小、名誉（损失或得利）等多种因素的考虑而给予合理的补偿。
以上1为大卫•李嘉图的单独观点，2、3、4为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共识，5、6、7、8为对亚当•斯密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所谓的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也就是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一般工资收入，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
2、对于不同的劳动工资差异的形成，可以也应该把其归于前期培训和学习及其误工费用的合理补偿。其中，对于需要前期教育（或培训）投入的特殊职业，其取得的高于一般工资收入的标准应该符合于下述关系：劳动工资乘以总工作期间大于或等于预支时间可得收入加上预付投入及其合理的利息收入。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就无法实现该特殊职业劳动者的相应供给与持续。
3、新的行业或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企业，其劳动工资一般会高于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亚当•斯密说“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地方，新行业的工资大都高于旧行业。当计划者拟设立一新制造业时，他最初必须以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或高于本行业应有的工资，从其他行业招诱工人过来，而他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敢把工资降到一般水平。有些制造品，其需要完全由于时尚和一时爱好而产生，这些制造品总会不断变动，很少能持久，因而不能看做老制品。反之，另一些制造品，其需要主要由于效用与必需而产生，这些制造品，不象上述制造品那么容易变动，同一的形式和构造，可经历数世纪，还为人所需要。所以，前一类制造业，与后一类制造业比较，工资可能较高。伯明翰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前一类；设菲尔德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后一类。据说，这两个不同地方的劳动工资，很适合它们这样不同性质的制造品”。对于因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企业来说，丰厚的利润在改变企业经营状况的同时，也会改善工人的工资待遇水平，使其高于社会的一般工资，因为这样有利于对员工的管理，也可以鼓励员工积极为本企业尽职尽责工作。
4、劳动工资的自然价格，随着社会发展而动态的演进或发展变化。在社会发展处于停滞期，劳动工资的自然价格仅仅是可以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在社会处于快速发展期，劳动力的工资就会超过劳动力的自然价格，而在衰退期，劳动力的工资就会低于劳动力的自然价格。

第二节 论单件商品的价格由生产该商品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对应的财富价值决定

自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以后，一直持续到现代高度社会化的市场经济阶段，关于商品相对价格基础的研究，人们从事了大量的工作，在经济学界，对于商品价格由“生产价格规律”所决定，已达成了共识，这种认识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另外，还有所谓“供需平衡价格论”，这种想当然的描述，竟然作为了一种理论，也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但是，关于单件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也就是对于商品价格决定问题的基准及不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决定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从理性上准确地把握和描述它，而这正是本篇所试图完成的。
商品的交换价值是指不同商品之间相交换的数量关系或比例，是生产不同商品的生产性（或服务性）支出的补偿性分配问题，其实质是商品在市场上通过交换过程来实现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规则，而商品之间不同的交换价格正是这种补偿规则的货币表现形式。
在之前章节中，我们已经论述过，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与资本的相对租金对于商品价格不会产生影响，自然资源绝对租金与资本绝对租金的理论值为零，其对于商品价格的影响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当自然资源绝对租金或资本绝对租金不为零时，会影响到相应的商品价格，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讲，这种影响的平均值是接近于零的，在分析商品的价值问题时，我们可以暂时抛开这些因素。寻租行为也会影响到某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更会影响到某企业或个人与其他企业或个人的得利，但是，这种影响不会增加社会的总收益，而只会减少社会的总收益，这种得利是以损害社会总体收益和减少其他的企业或个人的得利为代价的，在分析商品的价值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抛开这个因素。那么，从生产或服务的角度来说，可以用于分析商品价格决定问题的基准及不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决定问题的因素，便只剩下劳动力成本这一个因素了。

（一）不是困境的“李嘉图困境”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体系存在两个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的矛盾；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因此，人们认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因为他无法解决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如果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是等价交换，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利润问题；其二是，如果等量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不等，从而形成的价值不等，那等量资本怎么可能取得等量利润？
在这里，我们先不要忙于下结论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体系是不是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而是需要重新分析和思考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先生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亚当•斯密为什么没有能够把劳动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区别开来？李嘉图为什么混同了生产价格与价值？或许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价值本来就是指劳动力的价值，而李嘉图把劳动价值当成了劳动力价值与资本平均利润之和。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困境，症结或许就在于对资本利润实质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进而认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是想当然的依据“资本平均利润率”创造出一个“生产价格”，导致出现了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局面。而其忠实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的辩护则加速了李嘉图体系的崩溃，穆勒的辩护虽然起到了反向的作用，不利于对李嘉图的卫护，但是，我们说，穆勒的辩护在客观上依然是经济学的进步。
李嘉图在论述农产品价格决定问题时，最难能可贵的是把级差地租从农产品组成价格中剔除出来，与亚当•斯密一样，并不把地租当成资本利润的一部分，但是，却没有把资本利润从商品价格中剔除出来，而是把资本利润当成了价格的组成部分，最终彻底地将自己的学说至于尴尬的境地，那么，由平均利润形成的所谓生产价格真的决定商品的价格吗？真的是劳动价值规律在资本自由流动背景下的新的表现形式吗？
与其空泛的论辩，不如实际的去考察不同有机构成的企业，然后仔细分析和思考。因为对于“劳动价值”， 亚当•斯密的本意就是劳动力价值，第一个困境本身并不是困境，只要把利润剔除以后，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就是等价交换，劳动力价值作为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就是成立的，至于平均利润，只不过是一个概念，除了绝对垄断，谁见过某个行业的企业都在取得平均利润率？在绝大部分成熟的行业中，不论其资本有机构成是高还是低，普遍的都会存在接近于零利润的一些企业在苦苦支撑，如果说这微薄的利润率所对应的利润也可以称之为利润的话，不如说是为了抵消一部分资本风险而收取的风险备用金，因此，这些企业的商品价格就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至于每个行业中那些盈利企业，就要从生产经营效率上找原因了，正是这些具有创新性竞争优势的企业才会得到真正的“利润”，无论是盈利的企业或者是亏损的企业，在销售同类、同种、同质的商品时，盈利企业与非盈利企业的销售价格不会有什么不同，都会与零利润企业的售价相一致，因此，在不考虑寻租因素对于利润的影响，在资本的绝对租金为零的情况下，在理论上来说，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正是以其耗费的一般劳动力价值的补偿为基准的，因为自然资源的相对租金和参与创新租分配的资本相对租金并不会影响到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关于生产价格理论，在此，我们不需要做无谓的争议和辩说。笔者只想说，平均利润这个概念对于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问题的研究，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虽然资本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本利润率具有平均化的趋势，但是能不能达到平均化，要取决于各行业中那些具有创新性竞争优势的企业，会不会无偿的主动将其竞争优势普遍扩散运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资本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仅仅限于不存在创新性竞争优势的企业之间，而这种信息完全透明的竞争结果，将是无限的接近于零的资本平均利润率，也就是理论值为零的绝对资本租金状态。至于具有创新性竞争优势的企业，其参与创新租金的分配而得到的资本利润并不会对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产生任何影响。使用部门平均生产成本这个概念，对于研究商品价格及其相互交换比例问题是不严谨的，因为部门平均生产成本相较于只能取得绝对资本租金的企业来说会低一些，凡是不通过寻租行为取得的利润都是参与创新租金分享的结果，一些参与创新租金分享而盈利的企业正是因为其具有较高的生产经营效率，所以其成本会相对较低，在同种同质的商品售价相同的情况下，其利润正是来自于较高的生产经营效率所形成的低成本与正常售价之间的差额，对于只能取得绝对资本租金的企业来说，其成本与售价相抵的理论值为零。当然，使用生产某种商品的部门平均成本与部门平均利润来计算并确定单件商品的价格，的确与该商品实际的售价相符合，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由平均成本和平均利润之和所组成的价格构成的计算结果，与成本与售价相抵的理论值为零的只能取得绝对资本租金的企业劳动力的成本价格是完全吻合的，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只能取得绝对资本租金的企业所耗费的劳动力工资来决定，也就是零利润的企业成本来决定。让我们使用下面这张表格来进行比较分析：
零利润企业商品价格与生产价格理论商品价格比较

企业名称        每件成本 每件售价        销售数量 总成本 总售价        利润
甲企业          100           100            500           50000         50000        0
乙企业          90           100            300           27000         30000        3000
丙企业          95           100       800           76000  80000        4000
丁企业          85           100            200           17000         20000        3000
合计                                     1800          170000  180000        10000
                            成本                    售价                          利润
平均每件        94.44……     100                                         5.55……
但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生产价格理论，所称的生产价格是指由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和社会平均利润构成的价格。“部门平均生产成本”比较易于理解，不过“社会平均利润”就比较难于掌握了，不仅难于统计和划分，而且难于操作，如果由社会利润率平均化所计算出来的相应数值高于某部门的部门平均利润数值，那么就会出现生产价格高于实际售价的情形，反之，则会出现生产价格低于实际售价的情形。即便使用社会平均利润与部门平均利润的最终结果没有差异，也不能否定“资本和劳动力价格的交换是等价交换”这个事实。在这里，我们不是否定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将创新性劳动的成果运用生产经营对于财富生产的贡献单独列出来，将创新性劳动从劳动这个整体概念中分离出来，与非创新性的一般劳动力耗费进行区别，因为与非创新性的劳动力耗费相比，创新性劳动及其成果才是社会财富生产得以增长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将利润的实质视为参与创新租金分配的视角之下，关于价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严密的，也是更加符合事实的。
其实，在资本充分流动和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于每个行业来说，只要这个行业内充分竞争，只要行业内存在持续经营的零利润企业或最低生产经营效率的企业（仅仅取得相当于资本风险备用金性质收益的利润），那么其行业的商品价格便由这零利润企业或最低生产经营效率企业的成本决定，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的确是如此的简单，我们不需要大费周章的把简单的事情理解得过于复杂。如果某个行业中最低生产经营效率的企业仍然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润（超越了其资本风险备用金的收益），即成本低于其产品正常的售价，那只有两种原因：一是其绝对资本租金为正数，二是其存在寻租行为而得到了现实的收益。
社会劳动力的价格在同工同酬的客观要求下，在不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复杂度等额外付出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说生产经营效率高的企业对于工人的报酬支付不足，也不能说没有利润的企业对于工人的报酬支付充足，同等的劳动力付出，同等的报酬，而产出的结果不同，根本的原因在于盈利的企业拥有创新竞争优势。而生产价格理论的价格计算结果恰恰就是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一般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因为平均生产成本与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正是各行各业中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成本价格，即各行业中勉强维持持续经营的效率最低企业所支付的在本行业中最高昂的成本所构成的价格。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与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三者之间是等价关系。即一种商品的价格及其与其他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由生产该商品的效率最低的企业中单件该商品所包含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决定，在“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循环中，单件商品的价格由其所包含的一系列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决定，也就是单件商品的价格由一系列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所耗费的一般劳动力的成本所决定，或者说单件商品的价格由一系列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所耗费的成本所决定，而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成本与其商品的生产价格完全一致。
参与创新租金分配而形成的资本利润与级差地租一样，并不构成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把平均相对资本租金与平均成本合并在一起平均化，并以之分析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问题，虽然单项的数据对上了，但是却形成了两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焦点，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牛头对在了马嘴上”。李嘉图曾经论证过：“谷物价格高昂不是因为支付了地租，相反地，支付地租倒是因为谷物昂贵。”在此，我们也可以说:商品的价格高昂不是因为企业取得了利润，相反地，取得利润倒是因为商品昂贵。农产品的价格由最不利的那一等土地上付出的相应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格也是由勉强可以维持经营的效率最低的企业中付出的相应劳动量决定，道理是一样的。假如李嘉图先生生前能够再多活二十年的话，恐怕就不会有“李嘉图困境”了，对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世人遗憾的事情。

（二）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对应的财富价值

在上一节中，我们通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劳动力工资的论述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所谓的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也就是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一般工资收入，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我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也就是从事生产或经营的企业在雇佣工人时给付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从历史发展的视觉来看，所对应的是人口自然繁衍所必然导致的劳动力极端过剩或人口极限状态，也即是说，在现有的资源确定的情况下，在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及生产组织形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所能够维持的最大人口数量是有限的，当接近这个最大极限值时，这个社会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最低，除了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之外，其总的收入将不会得到任何的增长和结余。当然，这种极限状态是一种特例，实际上，劳动力的自然价格，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动态的演进或发展变化的。在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期，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仅仅是可以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在社会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就会较高，不仅一般劳动者会生活得更好，而且可以多养活子女，从而增加更多的社会劳动力；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衰退期，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就会低于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使一般劳动者处于极其悲惨的状态，并引起社会的动荡，而动荡则更易导致社会经济的加速衰退。
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劳动力工资的自然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动态变化特征，特别是在当代，由于对公民实行普遍教育，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公民自我控制生育的现象（当下的中国也出现了城市公民自我控制生育的现象），使得社会人口的增长摆脱了自然繁衍所必然导致的劳动力极端过剩或人口极限状态，劳动力工资的自然价格出现了不同于社会早期的更大的差异。但是，在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的一些极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工资的自然价格仍然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
亚当•斯密说，就一年一年来说，金银的价格更为稳定，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粮食的价格更为稳定。从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于生产，一方面社会的总的财富量大大增加，人口的总数也在大大增加，同时，就社会的人均财富占有量来说也是大大增加的，但是，对于一般劳动力的劳动收入来说，总体上仍然是让其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财富水平。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一般劳动者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会有很大的差异，近现代与发生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状态相比，近现代的社会中一般劳动阶层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要比之前的更加精致和卫生，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要比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阶层生活得更好和显得更加富有，但是，在考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基础之后，一般劳动力工资的自然价格仍然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至少说很难让一般劳动阶层拥有大幅度增加本阶层人口的多余财力。西方发达国家公民自我控制生育的现象，以及当下的中国虽然全面放开了二胎生育，但是，在一些一线或二线城市，许多公民依然不愿意要第二个孩子，其实，不是不愿意多要孩子，而是因为其收入不足以供养，许多夫妻双方均为上班族，多要一个孩子，一方面会因为影响妻子的工作而减少收入，另一方面，供养一个孩子直至大学毕业和结婚，所花费的金钱将是令一个处于一般劳动阶层的成员感到恐惧的数字，其结果甚至足以令一个普通家庭由中产而变为贫民，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其收入的支出主要不是因为食物，而是因为居住、教育和其他支出。至于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其收入的支出则主要是因为食物，只要新生育的孩子不至于病死或饿死，人们依然会乐于多要孩子，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生存的压力，而不是生活的压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食物价格相对要高一些，是因为加工的精细度和包含的人工费用更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食物价格相对要低一些，是因为加工的粗糙和包含的人工费用更少，但是，粮食作为食物的基本原料，在抛开运输费用之后，就世界范围来说，价格是基本一致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食物作为生活必需品中的最基本的部分，与人口的增减是正相关关系，凡是食物充裕的时期，就是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凡是食物匮乏的时期，就是人口增长停滞的时期，凡是自然灾害频发和社会动荡导致食物严重不足的时期，就是人口迅速减少的时期，由于相比较于金银，粮食的更不易于储存，而且粮食的生产受到自然环境的变化更大，而粮食的消费对于具体时期的社会人口来说，又是大体稳定的，因此，亚当•斯密说，就一年一年来说，金银的价格更为稳定，但是，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金银的价格又是不稳定的。那么，为什么亚当•斯密又说，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粮食的价格更为稳定，下面，我们结合财富价值的观点予以分析。
在论自然资源租金那一章中，我们已经论述过，级差地租不会影响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而且我们假设劳动力价值与农产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在农业劳动人口极限状态下，存在1:1的对应关系，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一些土地由不能提供地租到可以提供地租，进而可以提供更多的地租，但是，随着可耕土地的增加，相应的农业劳动人口也会增加，最终会形成农业劳动人口的极限状态，在极限从业人口状态下，一般的农业从业者并不会因为整个社会农耕技术的提高而生活得更好富裕，而是和整个社会农耕技术没有提高之前相近，也即是说，农耕从业者的劳动力价值与所得到的农产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之间，依然是1:1的对应关系。
按照大卫•.李嘉图的论述，谷物的价格决定于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所耗费的劳动量（或资本）所形成的谷物价格，在谈到人们耕种较劣等土地的原因时，把它归结为人口的增加对食物需求的增加，谈到新开垦较劣等土地的前提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比较问题，并没有特别强调农耕技术的改进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农耕技术的改进和土地的改良，无论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怎样增加，在现有技术可耕地已经全部耕种的条件下，人们也不会耕种更劣等的土地，比如某些严重盐碱化的土地耕种后，待到收割季节，连播种的种子都不能收回。我们不能因为主观的执着，强行去耕种耕作难度超越我们技术能力的土地，并因为耕作难度的增加，而赋予粮食较高的交换价值，要求市场给予较高的价格。现在，我们假定有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它总的可耕地面积是有限的，人们不能超越这个系统，也不能与该系统之外进行交流和和交换商品，由于它总的可耕地面积是有限的，因此，当最后一块最劣等的土地被耕作之后，再也没有新的土地可以耕种。最初，这最劣等的可耕地，在投入人力后所产的粮食，在扣除消耗掉的（种子、肥料、农具的磨损）投入后，所剩余的部分，最低必须可以养活因耕种这最劣等土地所必需的人口，也就是保证所投入劳动人口的最低生存和延续的需要，否则，无论这个社会怎样缺少食物，人们都没有耕种这最劣等土地的必要和理由，只能任其荒芜或作它用。在耕作技术和田间管理技艺没有改进之前，人们不能通过单纯增加资本投入的办法无限制的增加谷物产量，当产出不足以弥补消耗的时候，就达到了增加资本投入的上限。一个社会，当他处在技术和工艺发展停滞时期，在具体的社会体制下，社会管理和生产管理都处在停滞期，由于人口的自然繁衍行为，必然会出现社会人口极限的状态，此时，最底层的劳动阶级，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财富价值＝原始劳动价值。如果耕种这最劣等的土地，无论其他条件和生产要素怎样组合，最优的情形也仅仅是净产出可以勉强维持所投入劳动人口的最低生存和延续的需要，那么这最劣等的土地，的确不能提供任何地租。但是，随着技术与耕作手段的改进，耕作这最劣等土地有了剩余，那么该土地就有可能可以提供地租。虽然不同耕作者同时在这最劣等土地上耕作，所得到的剩余并不会绝对一致，但为了问题的简化，我们假设每亩土地上投入的资本和劳动以及扣除农业生产资料耗费后，剩余的粮食是一致的，那么这剩余粮食就构成了这最劣等土地的地租。这地租是不是构成单位谷物的价格呢？为了便于一目了然，先不考虑资本因素，我们可以通过下表试做比较分析：
　　状 态              耕地面积  劳动投入人口  单 产    总 产     剩 余
可耕作不能提供地租时      100亩     10人        50斤    5000斤   0斤
技改后可以提供地租时      100亩     10人        75斤    7500斤   2500斤
对上表，我们仍然沿用极端化的假设，即社会人口达到该社会系统的极限状态，也就是能够容纳劳动人口的极限状态，无论该最劣等土地能不能提供地租，在各自技术与耕作手段不同条件下，他们都处在各自所处时期的劳动人口极限状态。
毫无疑问，在第一种情况下，每个人生产的谷物为500斤，如果把这500斤谷物作为一个财富价值单位，那么： 500斤谷物＝1个单位劳动的自然工资=1个财富价值单位。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个人生产的谷物为750斤，那么：750斤谷物＝1.5个单位劳动的自然工资=1.5个财富价值单位。所不同的是，这0.5个单位的财富价值变成了地租，而这总共2500斤谷物也并没有被用来养活和增殖耕作该最劣等土地的租耕者。
对第一种情况来说，每个劳动力一年的维持费为500斤谷物，对第二种情况来说，也是500斤谷物，那么这两种情况下同样的500斤谷物，它们的交换价值是否不同呢？单纯就两个不同时期的单位谷物来比较，很难说清他们的相对价值，因为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无法跨越时空来同另一时空的其它商品相交换；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同一时期的两个生产效率不同的国家来进行比较和使用谷物来交换彼此的其他商品，在除去流通费用的情况下，笔者看不出一样的500斤谷物，它们在价格上会有什么差别。
李嘉图所说的谷物的价格由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是说单位谷物的价格，而不是说肥力不同等次的土地所产谷物的总价格（或总价值）由总的耗费劳动量所决定，　所论证的是相较于最末等和不需要支付地租的优等土地所形成的级差地租不构成单位谷物的价格，并没有对最末等土地的地租是不是构成单位谷物的价格进行论证，实际上，即便最末等土地支付了地租，也同样不会影响单位谷物的价格。
我们反复运用的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假设，即所谓的社会人口极限状态下的假设，并不是凭空臆造的，也就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社会停滞状态，社会所能容纳的人口达到极限状态下，最下层的劳动阶级的劳动工资的确是仅仅相当于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也就是所假设的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财富价值＝原始劳动价值的状态。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种停滞状态（或相当于停滞状态）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或许就是亚当•斯密的“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粮食的价格更为稳定”的原因。当然，在战争或大的天灾和瘟疫之后，人类会经历短暂的迅速恢复时期，此时，最下等劳动阶级的劳动工资将会高于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但是，这种高于仅仅是短暂的，只有在一个不断出现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社会上升时期，这种高于才能持续较长的时间，例如，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一直持续到现今的近现代社会时期，不过，即使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急剧上升期，世界上仍然大量存在过或一直存在着这种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至于遥远未来的情形，则不好说。
为了论证财富价值与原始劳动价值的关系，以期找出决定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原因，并描述社会商品价格的历史变化，我们假设了原始财富价值与原始劳动价值相等这样一个状态，即“奇点”状态。从上面的论述中，大家可以看出，所表述的“奇点”状态下，原始劳动价值所对应的报酬——原始财富价值，就是原始的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也就是说，不同时期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价值可以增加很多倍，但是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代表的财富价值仍然相当于其原始财富价值。虽然，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时期或国家来说，这种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是动态的，但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暂时忽略这种自然工资的动态差异，并把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对应的财富价值当作观察和分析商品价格决定的参照基准。
在一个停滞的社会，也即是在一个科技和生产工艺及生产管理等都长期不进步，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社会总财富量达到了最大的状态下，我们所看到的必然是因食物和必需品供给的困难增加所导致的社会人口极限状态，因为受到现有的技术工艺条件所限制，由劳动力、土地、资本与生产管理等相结合所产出的食物、生活必需品等已经达到了极限，所能供养的人口也达到了极限（当然，我们所指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下，社会所可以提供的劳动力达到了极限，因为有不直接耗费脑力和体力进行生产劳动的食利者存在），此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名劳动力，所生产和创造的财富价值折合成食物和必需品后，仅仅只能够维持其本身极其简单再生产，如果继续加大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不仅不能使企业增加利润和增加社会财富，反而会减少社会财富，因为新投入的劳动力所新增加的财富不足以养活自己和自身的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人口实在不能增加了，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是艰难的，社会劳动人口也维持在不增不减的状态。但是，即便社会停滞状态下，这个社会的企业总的来说，也可以取得大致接近于零的微薄利润，不过，仍然有些企业的利润会高一些，有些企业会陷入亏损，当然，绝大部分是时亏时赢的微利企业，长时间亏损的企业会缩小规模或倒闭，而盈利的企业会填补这些空缺。
由于利润太低（还要负担一部分税收），实业资本者失去了（也没有能力）继续积累资本的动力，社会生产的增长停滞了。对于农业资本者来说，即使在社会停滞状态下，投入最贫瘠土地上的资本，也必须获得微薄的利润，即便这微薄的利润使得农场主失去了积累和增加资本投入的动力。因为继续对农业生产增加资本投入，并不能增加纯产出或产出不足以补偿耗费。无论是投入最肥沃的土地还是投入最贫瘠的土地，所取得的资本利润率都应该是大致均等的（如果除土地不同外其他条件相当），因为投入不同肥力的土地所取得的不同净结余部分并没有成为利润，而是成为了地租。
完全的资本平均利润在实际的资本运作中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最低平均资本利润率存在一致性，具体到某行业的某个企业，虽然该企业是是本行业中利润率最低的正常经营企业，那它所取得的利润率也并不见得就一定会等于银行（无限额借款）的贷款利率。我们所常常看到的情况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时亏时赢，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若是企业利润率长期徘徊在银行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那么这个企业在经营上风险是很大的，若是企业利润长期徘徊在银行存款利率之下，那么这个企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将会迈向倒闭或破产，若是企业利润长期徘徊在银行贷款利率之上，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欣欣向荣的。
撇开银行利息率以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仅仅从实际财富价值的角度来分析资本利润，我们将会发现，对于一般企业来说，虽然总的来说平均利润率很低，但是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少部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可以维持稍高的利润率（在合适的时候，这少部分企业将会扩大规模），更多的企业则是大致维持在微利的平均水平，而少部分企业则会维持在零利润率的状态，处在被淘汰的边缘，对于长期亏损的企业，则必然会不断缩小规模或被淘汰出局。对于被淘汰的企业或将淘汰出局的生产经营，我们没有研究的必要。对于维持零利润率的企业来说，该企业的产出，在扣除原材料、燃料（动力）和折旧等耗费之后，所新形成的增值必然等于该企业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不考虑税收、地租，并把所有工资折合成劳动的自然工资），毫无疑问，该企业的增值部分（暂不考虑工资之外的其他费用）等于其劳动力的价值，也等于其劳动的自然工资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对于同质同种的产品，无论是不盈利的企业，还是微利企业，或者是利润较高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单件产品的价格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在所假设的情况下，单件产品的价格由零利润率企业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决定，而不是由利润率较高企业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决定。虽然利润率高的企业出于经营策略或竞争的需要，有能力或者说可以长时间压低单件产品的价格，但那只会将原来零利润的企业淘汰出局，而形成新的零利润企业，但这并不会影响上述假设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具体的单件产品的价格，撇开地租、寻租行为和税收以及资本闲置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说其价格决定于零利润企业的成本价格，即该产品所包含的一系列零利润企业的劳动力的自然工资。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工艺和管理不断改进、产品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和新产品的不断推出，社会财富在原来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增长，使得社会剩余出现不断增加，特别是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会出现提高的趋势。但是社会的发展是相对的，利润或利润率新的提高也是相对的，一般来说，无论一个社会时期的资本平均利润率怎样高，也无法避免零利润的企业存在，而且这种零利润的企业在各行各业的企业竞争中是无法避免的。零利润的企业出现，不等于本企业生产效率或经营水平的绝对降低，而是因为在进步的社会中，其他企业生产效率或经营水平提高得太快，本企业的生产效率或经营水平未提高或提高得太慢而相对降低了，以至于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社会人均财富的增长，并不表示一般劳动人口及其家属人均财富的增长，与一般劳动阶层人均财富增长紧密相关的是相应社会时期劳动力的自然工资。随着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和新产品的不断推出，社会财富的生产也将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增长，伴随着社会财富增加的是社会人口的增加，无论是社会总人口还是社会劳动人口的增加都会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呈正方向变动，而不是呈正比例变动，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生产效率和生产量的增加，必然会使得社会总劳动人口出现相应的增加，而非生活必需品生产效率和生产量的增加，并不必然会使得社会劳动人口出现相应的增加，除非某些非生活必需品生产效率和生产量的增加间接导致了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生产效率和生产量的增加，因而，社会总人口的增加必然会落后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却必然会表现为社会人均财富的增长。分享社会财富增长成果的，除了一般劳动力阶层之外，创新租金、自然资源租金和寻租行为也会参与社会财富新增长的分配，其中，创新租金是因为对社会财富增长作出新贡献而应得的收益，自然资源租金是对社会劳动剩余占支配地位的分享者，而寻租行为则会通过博弈来影响社会财富分享的最终结果。与社会人均财富的增长相比较，一般劳动阶层人均财富的增长会落后于社会人均财富的增长，只有相应社会时期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增长了，一般劳动阶层人均财富才会增长。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以来，世界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直到现在，这种加速趋势依然在增加，而世界经济发展不断加速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活跃度的不断提高和创新成果的不断增加，由于越来越多创新成果的运用和不断扩散，使得社会新的产品不断涌现和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积累持续的迅速增加，虽然一般劳动阶层人均财富的增长仍然会落后于社会人均财富的增长，但是，由于新技术和工艺的普遍运用对于一般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知识型的一般劳动力成为当前社会从事生产和服务的劳动力需求的发展方向，未来的社会，知识型的一般劳动力将成为从事生产或服务的劳动力的主体，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正在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流。因此，与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相比，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当下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仍然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但是，在知识型和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成为社会主流的情况下，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已经不再是仅仅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勉强的温饱线价格，由于子女在社会上就业之前，需要大量的抚养费用、教育培训费用（在中国，子女完全独立生活之前，父母还要操心子女的结婚和住房费用），为了适应和融入社会，还需要人际交流的支出等，对于知识型和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来说，“温饱线”价格仅仅只占“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的很小一部分，其劳动力的一般工资必然会远远超过温饱线价格，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和服务的知识型和专业技能型的劳动力供给。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达程度，人们往往会首先考虑人均GDP，其实，人均GDP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发达的表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水平的高低才是衡量其发达程度的真正得核心指标。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由不发达向发达演进的过程中，由于单纯追求企业或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出于私利的需要，在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的活跃期，国家税收大量增加，大量的国内企业也获利丰厚，但是，大量的新增税收并没有用来促进知识型和专业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获利丰厚的国内企业忙于将获得的利润用于新增投资，在厚利的刺激下，甚至盲目的借贷投资，而绝不愿意相应的增加工人工资，而是相反，导致劳资之间的拉锯战持续不断，一方面，投资不断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工资没有相应增加而导致消费乏力，结果，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继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出现衰退导致社会动荡，而知识型和专业技能型劳动力的群体也没有扩大，社会一般劳动力的素质依然低下和社会劳动效率不能够得到提高，导致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积累难以增长，当经济逐步稳定，新一轮复苏开始之后，同样的现象又会反复出现，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知识型和专业技能型劳动力群体的扩大受到了抑制，而其受到抑制的根源除了其国民不注重节俭和储蓄以及特别注重自身的教育之外，还在于持续的劳资拉锯战，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水平得不到提高，不能满足相应的知识型和专业技能型劳动力的抚养费用和教育培训费用，最终，为了多获得利润而压低工人劳动工资，结果却导致社会经济的持续动荡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企业或资本的利润也出现了难以为继和朝不保夕。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的提高，受限于其国内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内，其资本积累和资本利润的提高，绝不应该通过压低一般劳动力自然工资的形式来取得，因为资本利润的实质是参与创新租金的分享，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具有创新竞争优势而获得的，是通过相对来说拥有较高生产经营效率而获得的，而决不是通过刻意压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这种寻租行为来取得，这种寻租行为取得的“利润”，只不过是一种内耗，对于单个企业或资本来说是“利益”，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是一种损失。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食物消费支出在一般民众所有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其他所有支出与之相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现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中，衣食的消费支出在一般民众所有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恩格尔对比利时不同收入的家庭的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了收入增加对消费需求支出构成的影响，提出了带有规律性的原理，即“恩格尔定律”。其主要内容是指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少，用于购买生存性的食物的支出在家庭或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对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或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就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用于反映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居民的富裕程度，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可以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食物类财富的生产或服务在整个国民财富生产或服务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一个侧面来分析出，随着恩格尔系数的降低，食物类财富的生产和服务相对于人口的增长来说增长较慢，而非食物类财富的生产和服务相对于人口的增长来说增长较块。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状态中，由于一般劳动力在从事劳动之前，并不需要接受大量的教育和培训，因此，维持一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基本需要是食物和少量的其它生活必需品，即便是社会生产发展了，新增的社会财富生产也主要是食物的生产，在扣除地租和少量的农业利润之后，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分得的财富仍将是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有结余，将会增大社会劳动力的人口数量，最终，对于一般劳动力的收入来说，其收入水平仍然会恢复到仅仅可以维持一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食物和少量的其它生活必需品的状态，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的缓慢发展，社会的一般民众很难改善其生活状况，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时期内，一般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反复保持在可以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原始财富价值＝原始劳动价值这样一个状态，即“奇点”状态。在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而且这种快速发展呈现出一种加速的趋势，并且直到现在，这种快速发展的加速趋势依然在持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财富结构和分配结构发生了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均不相同或相似的变化，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发展常态”，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其实这种状态仅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真的“常态”。在这种加速发展状态下，一是社会财富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增长迅速增加，在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同时，虽然人口的增长呈现出远超以往任何时期的大幅度增长，但是，相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来说是很低的，相对于社会食物类总财富的增长来说，也是就相对较低的；二是除了一些极不发达国家或地区之外，人口的增长出现了自我抑制的现象，如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自我控制生育的现象，中国实行了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现在虽然全面放开了“二胎”，但是即便政府鼓励，一些大城市的工薪阶层也很难接受“二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多多少少的出现了自我抑制生育现象；三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创意的大量运用，需要的是相应的高素质的一般劳动力，而不是没有受到大量教育和培训的、没有广博见识的、低适应能力的低素质的一般劳动力，对于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条件下需求的主流，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力主流需求，颠覆了过往一般劳动力的传统概念，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不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已经日益被边缘化，而维持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相比，其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前者要远高于后者，这也就是发达或先进的国家的一般工资水平要远高于极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一般工资水平的原因；四是相较于食物类财富的增长，非食物类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这与以往的社会缓慢发展时期不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社会，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是食物类财富的增长，非食物类财富的增长比重很低，社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生产领域是提供食物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仅仅只占社会财富生产或服务总量的极小部分，由于社会生产主要依靠人、畜的体力来进行，为了维持人、畜的体力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食物类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就构成了社会的主体部分，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不断加速的经济快速发展期，由于社会生产大量借助于机器生产，社会生产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依靠煤炭、石油、水能、风能、核能等以及由此转换的电力来进行，大量的以往需要依靠人、畜的体力来进行的生产被机器所取代，特别是智能机器和3D打印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劳动力的体力付出出现普遍下降的趋势，人均直接消费的食物量也是相对下降的，虽然农牧业的人均劳动效率出现了大幅度提升并使得食品类的原料生产出现了大幅的增长，但是伴随着大量农牧业的从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从从业人口人均财富的生产或服务大致相当的角度来粗略估算，当某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50%或以上时，说明这个国家非食物类财富的生产总量超过了食物类财富的生产总量，那么这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就会达到或低于50%，实际上，城市从业人口的人均产出要高于农业从业人口，城市人口中也大量存在食品加工行业的劳动人口。因此，食物的消费支出在一般民众所有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降低，但是，恩格尔系数仅仅是一种对社会富裕程度比较粗略的反映，难以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真实的生活水平，在扣除进出口的影响之后，用于反映非食品类行业的就业人口比例或食品类行业的就业人口比例或许更准确一些，因为恩格尔系数一致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其真实生活水平有可能会差异很大。
一般劳动力自然工资的高低，不取决于一国人均财富的增长，也不取决于一国资本平均利润率的变动，而取决于一般劳动力本身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动态的，在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状态下，雇佣工人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是不同的，所吃的食物种类和食物的制作工艺是不同的，居住的条件有极大的差别，所使用的其他必需品也有极大的差异，所受到的基础教育程度也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动态的社会发展趋势，将来的社会也势比现代的社会产生更大的差异。因此，不同社会时期，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包含的财富价值也是不同的，进步后社会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包含的财富价值比未进步前社会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包含的财富价值要高。

(三)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与创新性劳动的报酬

上面我们提到，进步后社会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所包含的财富价值比未进步前社会劳动的自然工资所包含的财富价值要高，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要比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阶层生活得更好和显得更加富有，但是，在考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基础之后，一般劳动力工资的自然价格仍然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创意的大量运用，需要的是相应的高素质的一般劳动力，而不是大量没有受到教育和培训的、没有广博见识的、低适应能力的低素质的一般劳动力，对于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条件下需求的主流，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力主流需求，颠覆了过往一般劳动力的传统概念，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不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已经日益被边缘化，而维持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相比，前者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要远高于后者，这也就是发达或先进国家的一般工资水平要远高于极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一般工资水平的原因。
中国有句成语“磨刀不误砍柴工”，意思是在刀很钝的情况下，会严重影响砍柴的速度与效率，在砍柴前虽然花费一些时间来磨刀，并不立即去砍柴，而是把刀磨得很快，这样，砍柴的速度与效率就会大大提高，砍一样多的柴用时要少得多，在相同的总时间内，比直接用钝刀砍柴反而要砍更多的柴。在科技发达或先进的国家, 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成为社会生产服务的主流，因为在就业之前需要大量的时间用于接受教育和培训，相较于不需要接受大量教育和培训的传统概念的一般劳动力，现代一般劳动力总的劳动人口的平均直接劳动时间反而减少了，而且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普遍运用，一般劳动力平均直接劳动时间存在不断减少的趋势，这种减少的趋势不是对社会生产的阻碍，而是社会总效率提高的必须，即减少一部分直接劳动时间而将之用于接受教育或培训，在剩下的直接劳动时间中，所生产的总财富要比不接受教育和培训而将全部时间用于直接劳动所生产的总财富要大得多。这种直接劳动时间减少的趋势是不断增加和大量累积的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服务而自然发展的结果，就如同恩格尔系数一样，一般劳动力社会直接劳动时间减少的程度，从一个侧面也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国民的总体富裕程度。
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维持其简单再生产相较于不需要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一般劳动力，所需要耗费的财富要多得多，除了接受教育和培训等费用支出之外，还需要把因此而耽搁的直接劳动工资考虑进去，也就是说，一般社会潜在就业者，在选择直接就业或接受教育（包括培训）后再就业，一般会考虑二者的比较成本和最终收益，而选择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方案，当选择接受教育（包括培训）后再就业时，会把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相关费用和由此而损失的误工费用统一考虑进去，假如剩余的直接劳动时间所获得收益不高于不接受教育和培训而直接就业所获得的收益，那么这潜在就业者就不会接受教育和培训，除非其选择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受到影响。前期接受教育和培训等以及误工费损失等“支出”，其实是一种人力资源的“预投资”，应该在其剩余时间的直接劳动收入中分期收回，正常情况下还需要同时收回少量的利息和风险费，因此，其单位时间直接劳动的工资水平应该相应地提高。作为企业来说，雇佣具有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应该支付更高的工资或薪金，这种支出应该相应分摊到企业生产或服务的成本之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会导致相应的产品售价的提高，因而会影响该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但是，该种商品售价的提高，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所做的贡献要大于商品售价的提高对于生产者或服务者所带来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来说是值得的，是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普遍运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实际上，一个社会中劳动力所受到的教育和培训时间有长有短，所因此支出的费用有高有低，或者基本上不接受教育而直接就业者也是大量存在的，这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极不发达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差别仅仅在于程度不同而已。由此造成的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高于极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于发展中国家是因为发达国家有更多的一般劳动力在就业之前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成本的预投资，而更多的人力资源预投资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或服务的效率，因而可以使得国家更加富裕，可以让普通的国民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福利。同时也会使得一些未接受教育而直接就业者的工资待遇提高，直接就业者相较于本国接受教育和培训之后就业者来说，其工资待遇只不过扣除了教育和培训费用等支出的预投资补偿，但是，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或极不发达国家的未接受教育而直接就业者的工资待遇，发达国家直接就业者的工资待遇要高得多。
对于某种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并不是预投资的投入越多越好，因为过剩的教育和培训并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补偿，当教育或培训所培养的某专业人力资源大大超过社会的需要时，就会出现结构性就业难的问题，此时，一部分待就业者就会因为找不到所学专业相应的就业岗位，不得不去为了谋求其他专业的就业机会而接受再教育或再培训，或者干脆降低期望收入而选择直接就业，对于这部分就业者来说，其之前专业学习的投入就无法在就业时得到相应的补偿，其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未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直接就业者来说，甚至会出现无差异的情况。
当前，一些国家实行普遍性的义务教育，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一般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实行普遍性的高福利制度，这对于一般劳动力来说，可以抵消一部分再生产的一般劳动力的费用，与没有实行普遍性的义务教育和普遍性的高福利制度国家相比，其国内企业将会因此而相应的减少一部分一般劳动力的成本，因为原来全部由企业来负担的一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由社会或国家来承担了一部分，其结果之一就是会减少雇用企业的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支出，使得一国之内的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增加成本竞争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主观的认为实行普遍性义务教育和普遍性高福利制度国家的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低于不实行普遍性义务教育和普遍性高福利制度国家的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而是恰恰相反。实行普遍性义务教育的国家，其实是在政策性支持和促进高素质一般劳动力群体的成长和壮大，对于国民财富增长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最终的成效将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加速增长或保障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而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一般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实行普遍性的高福利制度，在有利于缓解劳资之间矛盾的同时，可以使得国内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增加成本竞争优势。普遍性义务教育和恰当的普遍性高福利制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缓解劳资之间矛盾的同时，保障了高素质一般劳动力群体的成长和壮大，客观上对于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基础，其结果将是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相比较于没有实行普遍性义务教育和恰当的普遍性高福利制度的国家来说，由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增长远远超过了后者，其国内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会因为参与分享社会财富的生产增长而水涨船高，会高于没有实行普遍性义务教育和恰当的普遍性高福利制度国家的国内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至于实际的收入水平，恐怕差距会更大。
在一国之内，实行普遍性义务教育和普遍性高福利制度，对于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的影响是均等的，对于减少企业的一般劳动力成本支出的影响也是均等的，所以，对于一国之内，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不过，在国际间贸易时，会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对价格，会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价格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价格竞争优势是以损害本国的财富利益为代价的。
在一国之内，由于各个行业之间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效率会产生很大的差异。通常来说，劳动效率提高速度特别快的行业，其从业人员在实际的单位劳动时间之内，其劳动力的有效耗费越充分，而一些劳动效率很少提高的行业，其从业人员在实际的单位劳动时间之内，其劳动力的有效耗费越不充分，换句话来说，就是劳动效率提高速度特别快的行业，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是相对紧张的，而一些劳动效率很少提高的行业，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是相对懒散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于从业人员的性格或品性决定的，而是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商品之间的配比关系决定的，劳动效率很少提高的行业相比较于劳动效率提高速度特别快的行业，其劳动产品不是因为劳动效率低而供不应求，而是因为行业劳动效率低而使得其更加“懒散”，因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商品之间固有的配比关系，决定劳动效率提高很少或不提高的行业，其从业人员的充分劳动只会带来社会财富的浪费，而不是增进社会的财富。根据同等劳动付出获得同等报酬的原则，劳动效率提高速度较快的行业，其一般劳动力工资要相对高一些。
由于国际间劳动效率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之间的也会出现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相比，其总的或平均的劳动效率要高得多，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行业提高效率的快慢所导致的生产产品或服务相对效率的高低并不会对国内一般劳动力之间的自然工资本身造成差异，其国内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会随着国内劳动效率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虽然这种提高并不与国内劳动效率总水平的提高成正比例关系，其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除了包含个人前期支付的教育和培训费用等预投资补偿之外，其余部分的收入也会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会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极不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差异，并对国际贸易产生决定性影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居于有利地位的是其劳动效率特别高的行业，虽然其劳动力成本很高，但是其劳动效率更高，成本相对于效率来说更低一些，因而这种贸易对于发达国家是极其有利的，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内部仍然会存在一些劳动效率提高很慢的行业，这些行业与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同类行业相比，生产单位产品的劳动效率差别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国际间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差异很大，因而不同国家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别很大，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这些行业将会处于不利地位，会对发达国家的这些行业的产业工人就业造成不利影响，由此导致发达国家内部出现反对此类贸易的呼声，进而出现国际间贸易摩擦，其实，这类贸易并不会损害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只会增进其利益，与其制造摩擦，不如采取其他措施妥善处理国内问题。总之，无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极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中是否拥有成本优势，其贸易结果，都会是发达国家获益最大，而落后国家的获利要小得多。
一般性劳动与创新性劳动是两种不同质的劳动，我们不能大而化之的将之无区别对待，这对于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劳动者个人本身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单个劳动者的体力有大有小，但是这种差异不是质的差异，仅仅是一种量的差异，通过学习或培训得来的拥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相对于其他未受到相同学习或培训的劳动者来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也不是质的差异，仍然是一种量的差异，因为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予以弥补或消除，总之，凡是可以通过勤奋或学习弥补的劳动者个人的量的方面的差异，我们都将其归类为一般性劳动，从事这种一般性劳动的从业者，我们都将其归类为一般劳动力。创新性劳动相对于一般性劳动，其区别不在于量的大小，而在于质的不同，因而不是仅仅通过勤奋或学习可以弥补的，创新性劳动的付出与其收益之间不存在比例关系，创新性劳动的付出与其对于社会的贡献之间也不存在比例关系，创新性劳动的成果以经运用，对于社会的贡献与其扩散程度成正比例关系，而其社会扩散程度与运用该成果的资本利润率之间呈反向关系，在人们没有认识到创新成果与资本利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时，创新者个人的收益甚至与资本利润之间也不存在相应的关联，在人们不愿意去思考创新成果的扩散对于社会的贡献及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所具有的意义时，创新者个人的创新成果会被社会无偿使用的同时，创新者个人应得的收益往往会被忽视和无视，只有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创新成果的运用对于资本利润和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关系时，只有建立相关的合理的报酬机制时，创新成果的运用与创新者个人的利益之间才会形成合理的关联，才会真正地鼓励创新性劳动及其成果的转化。
与一般劳动力相比较，我们也可以称能够从事创新性劳动的劳动力为有灵性的劳动力，两者之间既具有共同的方面，也具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的根本区别，在于一般劳动力的技能是可以通过学习或培训来提高的，一旦没有人教，那么其技能就会停滞或倒退，而具有灵性的劳动力，不仅其劳动力的技能可以通过学习或培训来提高，而且因为个人具有灵性，不仅可以更加熟练的运用，而且会超越所学技能水平的一般极限，对技能加以改进或提高，甚至是革命性的发展出新的技能。这也就是所谓的创新型人才，在中国的民间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心里出”，意思是不需要别人教，仅仅通过自己琢磨，就可以搞出新的东西或花样来，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大家从来都没有遇到的新问题，甚至是可以发现以往的习惯认识或理念中的错误并加以更正，更有极少数人，甚至可以获得重大发现或形成新的理论，从而可以对于人类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以及社会某一方面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在具体的实践中，拥有灵性的劳动力寓于一般劳动力之中，本来就是一般劳动力的组成部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先入为主的将一般劳动力与具有灵性的劳动力予以区分，更不能前置性的认定某些劳动力拥有灵性而给与其较高的工资待遇，人们所能够做到的是根据个人的努力及其对于企业或组织的贡献而对其支付合理的报酬。创新性劳动往往是在从事一般性劳动的过程中，具有灵性的劳动者通过观察、分析和思考，对于劳动过程和劳动的方式、方法的改进，是一种超越了一般性劳动力付出的额外劳动，当这种劳动力的付出得到了创新成果，并通过创新成果的运用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时，这种额外的劳动力付出才有得到回报的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某个人脑子灵活和善于随机应变，我们就认为他具有创新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某个人做事呆板或不善于表达和随机应变，就认为他不具有创新性，更不能因为某个人善于出馊主意和投机取巧而将之视为创新型人才。真正的创新，是指可以提高生产或服务的劳动效率，也即是说，可以提高劳动投入与产出之比，而不是仅仅理解为投入与收益之比。寻租行为绝对不是创新行为，正如我们不能够认为偷盗和抢劫行为可以创造财富一样，寻租行为也不会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做出任何的贡献，而只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创新行为与之完全相反，创新成果的运用，无论是对于具体运用者还是整个社会都会带来财富的增长。
一个企业取得创新竞争优势的手段，一是可以通过购买外部创新成果运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使得本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经营效率而形成较大的投入与产出差异收益，从而与创新成果拥有者一道分享这收益而获得利润，二是企业内部进行科技研发投入而获得自有创新成果，通过运用于本企业形成较大的投入与产出差异收益或者对外转让使用权而获得收益，将这两部分收益扣除研发投入后获得利润，三是在外部购买或自有创新成果之外，通过建立尊重创新和工匠精神的内部激励制度，形成尊重创新和工匠精神的企业内部文化，从而形成许多小的改进和制造出精益求精的产品，即便不能够形成可以对外转让的创新成果，也会为本企业带来创新竞争优势，从而为企业取得良好的质量信誉，并更加长久的为企业带来相应的利润，相较于前两种手段，这种手段对于企业保持创新竞争优势的影响更加稳定和长久，更应该受到绝大部分一般企业的重视。
创新性劳动的工资或报酬与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不同，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商品的价格由零利润企业所支付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成本决定，而创新性劳动的工资或报酬并不是构成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这种支付给创新者的工资或报酬并不构成企业的产品成本，而仅仅是与使用者一道分享因为创新竞争优势所带来的收益，创新者所分得的部分就是创新性劳动的工资或报酬，而使用者（企业或资本）所分得的部分就被称为利润。
需要明白的是，对于一个企业，如果企业管理者热衷于寻租而获得“利润”或其他利益，企业内部缺少尊重创新和工匠精神的激励制度或不能形成尊重创新和工匠精神的企业文化，而是热衷于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将勤勤恳恳工作者视为“傻子”， 将善于出馊主意和投机取巧或投机钻营者视为“人才”，那么企业即便获得了外部的创新成果或企业内部出现了自发的创新性劳动并形成了创新成果，这个企业也将不能够发挥应有的创新竞争优势，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没落，因为这创新竞争优势会被内部寻租所抵消。

2月2日的两个帖子，还没审核好并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