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呢？这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手法，它不仅证明不了管理劳动的生产性质，反而暴露出经济学家自身在理论上极端缺乏辩证思维的能力。所以，我们在看问题时不应该只停留在现象阶段，还应该上升到本质阶段。更不应该将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它的本质联系等同起来，将现象与本质等同起来，否认它们之间的矛盾存在。
    对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利润率时曾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率，将雇佣工人创造出来的财富的价值同整个资本相比，从而把资本家倚仗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攫取雇佣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这一剥削现象说成是合情合理的，是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而我们的经济学家为了论证管理劳动是生产劳动，不惜使用了马克思所痛斥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手法，将管理劳动同劳动效率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使不创造财富的管理劳动也就具有了创造财富的功能，并且还可以用物化劳动的效率来衡量它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的量。
    这些经济学家为此进行的全部努力其目的就在于：以此来证明管理劳动的生产性，以此来证明管理劳动不同于生产工人的生产性就在于它所创造的财富要比生产工人多得多，这真是将黑白颠倒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
    管理劳动作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即非生产劳动方面，或者说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方面，它同财富的创造本身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至当我们站在生产过程之外来考察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时，自然而然地将生产管理者同生产劳动者作为一个统一体看待，把他们二者都看作是创造财富中的劳动。因而使不创造财富的管理劳动也取得了生产劳动的地位。
    由于管理劳动与直接生产劳动是那样不可分割，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了管理劳动也就没有了生产劳动本身。正是因为管理劳动与生产劳动二者是矛盾的二个方面，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当人们从生产过程之外对它们进行考察时，也就必然会将它们二者都看作是同一的生产劳动。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管理劳动从社会形式方面考察时，也确确实实是属于生产劳动的。那些从事管理劳动的经理以及其它生产管理人员，只要他们本身不是占有者，不是资本家，而是非占有者即雇佣劳动者时，那么他们就被马克思科学地列入到生产劳动范围。
    这种划分方法对于那些不善于区别从物质形态方面考察的生产劳动与从社会形式方面考察的生产劳动的经济学家来说，简直是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根据，足可以用来证明生产管理人员是生产劳动者了。连马克思都这样说过谁还敢反对，假若谁提出相反的异议，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然而，侮骂和恐吓并不是战斗。它也并不说明自己力量的强大。在现实上，只有那些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才是真理，而只有真理才是不可战胜的。
    生产劳动与管理劳动，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作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二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当我们停留在生产过程之外来考察生产劳动时，很容易将二者中的矛盾混淆起来，从而将这二个方面等同起来。这样就使矛盾的同一性变成了等同性，使不创造财富的管理劳动也变成了生产劳动。
    但是，只要我们一深入到生产过程内部就会发现，它们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在管理劳动与生产劳动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矛盾。在对财富的关系上，它们是根本对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劳动；管理劳动是消费财富的劳动，即不创造财富的非生产劳动。
    然而，管理劳动又是整个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尽管在现实上它是一种非生产劳动，它不直接创造财富，但是它同别的非生产劳动又有着质的不同，它是属于生产劳动中的非生产劳动方面。
    经济学家之所以弄不清楚它同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将管理劳动也作为生产劳动看待，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深入到生产劳动内部，没有意识到在生产劳动中也包含着矛盾，也是由矛盾的二个方面组成的。因此，他们也就必然会将管理劳动本身视为生产劳动了。
    事实上尽管经济学家看到了这种管理劳动本身在消费着物质财富，但是，他们却将这这一本质问题置于现象之外，而将现象上反映出来的管理效益问题作为本质问题看待了。因此就使得他们将管理劳动看作比生产劳动本身创造出来的财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劳动，看作是一种高级的生产劳动。
    再有，管理劳动之所以表现为一定的管理效益，这完全是同管理劳动本身的作用分不开的。我们知道，管理劳动既然是创造财富的条件，那么这一条件的好坏对财富的创造本身必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不是消极地消费财富，而是通过它本身的作用会影响到财富的创造，使物质财富本身在量上会发生变化。
    但是，这一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管理劳动只有将它的作用反映到劳动者身上，促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出来，更多更好地生产，才能使物质财富在量上增
长起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都不会使物质财富本身自然增长起来。这正如一定的温度、湿度本身不会使石头变为鸡子一样，它只能使鸡蛋变为鸡子。
    管理劳动是创造财富中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生产劳动则是创造财富中的内在根椐，要创造出财富，它们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以上就是生产劳动与管理劳动它们二者之间具有的本质联系。
    当现代科学发展到使生产劳动者由机器人取代了之后，于是财富由机器本身创造出来的观点也就应运而生了。表面看起来，财富的创造完全摆脱了生产劳动者的作用。随着生产劳动者被机器人取代，支配机器人的生产管理者也就由生产劳动者来承担了。于是，支配机器人的管理劳动和机器人的生产劳动互相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创造财富的劳动。此时，就为经济学家的说教提供了最完满、最充足的论据。
    你看，生产管理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吧！没有生产劳动者，用机器人也可以代替，照样可以生产出财富，而且比原来用生产劳动者时的效率还要高得多。假若资本家再进一步，用装有电脑的智能机器人来代替那些指挥机器人操作的生产管理者——生产工人，那么不就可以实现了用机器人来生产财富，从而也就实现了没有雇佣劳动者物质财富的生产照样可以进行下去的梦想。
人类生产力发展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果被经济学家拿来作为论证自身理论是真理的依据。然而，这些理论只是为了欺骗劳动者,迷惑那些不明真相者，从而否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一真理罢了。
在占有者资本家的眼里，完全明白这一过程的真实面目。所以，在占有者资本家看来，是否使用机器人将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劳动力，能为资本的增殖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能否有利于资本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的程度将受资本本身的限制，它将按照对资本的统治有利的原则而发展变化。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占有者与非占有者之间矛盾的发展，也会使人对生产劳动与管理劳动之间的关系迷惑不解的话，那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它就会使人们更加弄不明白。因为它已经消除了占有者与非占有者的对立。
    作为生产劳动与管理劳动，它们二者将以社会分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被理论家宣传为“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管理者同生产劳动者一样，也是劳动者”似乎它们二者在经济地位上是完全一样的，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这一理论反映到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则使他们将管理劳动看作是比直接生产劳动更高一级的劳动。因而在制定分配方案时，在极力强调按劳分配的时候，他们便将管理劳动同生产劳动二者在个人消费品方面的实际差距拉大了，似乎只有强调了二者在劳动上的差异，扩大了二者之间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差距，才更加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才更合乎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其实呢？这是经济学家在为管理者自身脱离生产劳动制造理论根据，是在维护管理者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的权利，是在使管理者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使这种做法成为合法化而编造出来的荒谬理论。
    事实上，一旦管理者同生产劳动相脱离，就会使他们同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由基本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向着物质利益截然对立的方面转化。而一旦这种转化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就会重新蜕变为资本主义。
    最后，管理劳动之所以被经济学家误认为是生产劳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不仅取得了共同劳动的形式，而且社会变革的结果已经消灭了占有者同非占有者的对立，它使从事管理劳动的人本身不再是资产者而是由劳动者来担当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生产劳动者。
    从表面上看起来，管理的主体与客体已经成为同一的劳动者了。经济学家正是抓住了这种表面的联系，又概括出社会主义的管理具有自治的性质这一特点。并明确指出：劳动者与管理者在物质利益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分工不同罢了。
    可见，如果我们不深入到整个生产过程中去剖析它们二者之间实际存在的、现实的具体的关系，那就会永远徘徊在管理劳动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这二个不同的概念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上。   
从理论上揭示出管理劳动和生产劳动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决不是哪一个人从自身的天才的头脑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它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本身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后给劳动者思想意识上带来的必然结果。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里最初的管理者是从革命斗争中的领导者转化而来的，出于对革命领导者、先趋者的敬仰和感恩报德思想的影响，使这种管理者高明，他们是高级的生产劳动者，他们同普通的生产劳动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思想也就有了市场，并被理论家写入到他们的理论中。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内部矛盾的发展，随着官僚者的不断产生和发展，人们对管理者本身在经济关系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也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推行的继续革命作用下，将这一矛盾彻底地暴露出来了。它使这一矛盾公开化了、表面化了。从而也就使得劳动者对它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使劳动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
    然而，从理论上揭示出这一矛盾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使劳动者花费了极大的代价，不仅使它本身的物质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有许多劳动者为此还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回顾这一段历程，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代价是白白地花费了吗？不！绝对不是。劳动者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是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将这种认识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把它科学地总结和归纳了出来。从而使它能够在今后的斗争中更加自觉地反对官僚者,更加有效地防止社会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防止劳动者重新沦为被剥削者。
    同这一辉煌的成果相比，花费了巨大的学费不也是很值得的吗！因为它所得到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一个国家的界限。这一成果将同历史上的巴黎公社一样，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又竖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它就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指引着无产阶级向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继续前进。
    为此，一切官僚者都会出于它们的本能来扼杀这一理论。然而，迷雾一经拨开，就会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真理一经找到，就会深深地埋在劳动者的心中，它将指引着劳动者为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而不懈地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到来。

依据劳动对物质财富的关系不同可以将人类的劳动分为二类：一类是单纯地消费物质财富的劳动，我们称它为非生产劳动；一类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我们称它为生产劳动。这样划分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不仅适用于原始的以共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而且它也将适用于现代的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构成人类财富整体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它还要包括精神财富在内。因此，从创造财富一般的观点出发，生产劳动也就不仅仅是只包括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一种形式，它还要将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形式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无论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还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他们对财富一般的关系上看，二者都是生产劳动者。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曾多次使用了财富一般这个概念。究竟什么是财富一般呢？
所谓财富一般，指的就是抽象的财富，它是从具体存在的物质财富如粮食、机器、玩具以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等，具体存在的精神财富如伟人的思想及其著作、音乐、舞蹈、文化艺术等，从这些具体财富中抽象出财富一般这个概念。可见，财富一般这个概念是上升到二次抽象的产物，它已经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全都包括在内了，是对它们二者的本质进行的概括。
    在以共同劳动或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劳动内部，随着对财富本身的创造所起的作用不同，我们又可以将劳动分为二类：一类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即通过人的手、脚等各种劳动器官直接作用于自然界或劳动对象，我们将这种劳动称为直接生产劳动；还有一类劳动，本身虽然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它却是保证共同劳动或社会化劳动形式得以正常进行的条件，这种劳动就是管理。我们将它称之为间接生产劳动。
在初级抽象阶段，财富这个概念还只被人们认作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然而到了二级抽象阶段，财富这个概念已经上升到了它的更高一个层次——达到了财富一般的程度。
逻辑图为：
物质财富：衣食住行、各种消费物品┐            ┌形式：二次抽象，间接形式
一次抽象：直观可见、具体的形式   ├财富一般┤财富的本质属性－科学概念
精神财富：文化遗产、知识理论艺术┘            └内容：生产劳动、自然资源
具体财富：内涵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财富一般：内涵是生产劳动、自然资源
在财富一般这个阶段上，财富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而且也包括精神财富在内。只要是生产性的劳动和自然资源都属于财富一般的内涵。生产劳动包括劳动产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思想观念等无形的东西，即民族的精神和理念。

人类社会在共同劳动形式下，财富的生产过程将由两个方面组成，即：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劳动方面与间接创造财富的管理劳动方面。它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中完成的，其中缺少了那一个方面，都会使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无法进行下去。
    从生产的自然形式上看，生产劳动与管理劳动这两个方面在对财富的关系上是截然不同的，作为生产劳动，它是直接创造财富的方面，而管理劳动则是间接创造财富的方面。或者说，管理劳动又是直接消费财富的方面。
    由于管理劳动直接消费物质财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被我们称作非生产劳动方面又是恰如其分的。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管理劳动与其它非生产劳动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它是体现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非生产劳动方面。

作为劳动者，它要参与管理工作，必须以完成生产劳动为前提。这就是说，作为劳动者，它只有在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够从事管理工作。而作为管理者却与劳动者大不相同，对它来讲，无论是参加生产劳动还是不参加生产劳动，它都可以从事管理工作。这一点，对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来讲都是适用的。它构成了劳动者与管理者的本质区别。
    正是因为劳动者与管理者二者之间具有着本质区别，因而也就决定了它们二者在同一社会形态下各自所处的地位既可以是相同的又可以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就使得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们之间既可以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又可以是相互同一的关系。
    随着管理者在社会生产中是否参加劳动，劳动者在该社会中能否参加管理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将使社会所具有的性质也会截然不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的生产力愈不发展，就愈使得管理者本身不能脱离生产劳动；而生产力愈发展，也就愈要求管理者本身参加生产劳动。
    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不是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管理者是否参加生产劳动，劳动者能否参加社会管理这一问题将完全由社会制度本身来决定。因此，它在现实上必将构成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界线。以上就是我们对劳动者与管理者它们二者之间的一般关系所作的探讨。

毛泽东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就逐渐形成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规定。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规定遭到了官僚者的极力反抗。然而，只要管理者同生产劳动之间还存在着互相脱离的条件，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分化出新一代的官僚者。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