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仅仅从表面描述就可以直接得到的真理。现象的表述是科学的准备工作，但从来不是科学的全部，所以，也就不是科学的本身，就象一具尸体上残留下来的一截手臂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含义一样。

    活劳动操作下的，作为死劳动的沉积物机器所产出的产品从来就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一再被强调。产品和商品的区分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之一，这里不再赘述。

    现在的问题是，使用使用机器来增加产量一倍后，产品的价值却下降到只有原来的一半。这个描述本身没有说明任何成交量的多少，但却鲜明地指出了并非活劳动量越大，价值就越大。换句话说，活劳动量的使用越大，价值就越大作为一个正确的命题，是有条件的。

研究的关键是研究条件而不是停留在现象上。

什么条件下，活劳动量的使用越多，价值就越大，什么时候又并非如此。不掌握这一条，没有办法了解劳动的必要性和成交本身的关系，更无从得知必要劳动时间和成交量的联系。

一个人对自身需求的满足过程是其活动的存在形式，效用作为满足的感觉程度和活动过程之间的关联向度是有条件的。说饿得发慌了所以吃得更香，食物的效用就越大，那么就应该等到饿死前的那一刻再去获取食物才对。因为这样的食物是效用最大的。一只猎豹追逐一只瞪羚的活动本身就表现为一种需求，同样劳动本身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好逸恶劳是私有制的结果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斯密恰恰说反了。因此他没有说明人类是怎么会出现一个人驱使另一群人去劳作干活的。

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后的必然结果，既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在社会意义上的延续，也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对其作为自然存在物而活动的区别。

当人看到集体分工可以极大地缩短取得同样成果所耗费的时间，于是，单独的作为需求表现的活动也就向着集体分工而演进。然而，从来，对剩余的追逐就不是分工的本质目的，因为过度的剩余反而使得分工变得不必要甚至是毫无意义。懂得分工从来不是人的发明，所以单纯的分工中推导不出榨取剩余。

但是分工却不仅使得交换发展起来，而且，作为更加丰富和有效地实现劳动意义的分工也同时朝向使得劳动变得单调和难以实现其意义。我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说过，只要交换的任意一方因为任何原因而使得交换各方不能完成原先预期的交换过程，那么必有导致一方的劳动变得毫无意义的结果出现。

换句话说，交换当然促进了分工，并使得劳动的效率可以提高，但同时交换的辩证性也使得交换作为目的就是一种破坏劳动效率的预期。也正是因为交换，所以才有了信用，没有交换，也就无所谓信用的出现。这一点是黄佶和奚川之流难以看到的。

交换可能破坏劳动效率和损害劳动意义并不意味着交换必然如是。在生产并不唯一地和直接地以交换为目的时，即便是私有制，也并不总是出现交换破坏生产的情况。但是，私有制要发展却必然要求交换作为工具来实现私有制自身的发展。私有制下的生产资料要完成向资本的进化，从而实现其榨取剩余价值的最终目的，其第一步当然地是要求生产必须纯粹是为他的生产，即：能够把分工提高到极致的生产形式。这种极致的形式就是纯粹为了交换而生产，这种纯粹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可能变得毫无意义不在私有制考虑之列。

原本，交换破坏生产或者使得分工双方或任意一方的劳动可能变得毫无意义是偶然的和随机的。私有制的追逐剩余价值，就必然使得这种破坏变得必然和规律性的。

在私有制的大分工生产中，一切的私人资本都竭力追求使得自身在全部的成交量中获取最大份额。

这种追逐只有两个途径来实现其目的，其一是，更早地进入交换。

由于货币的出现，社会分工中始终存在待交换的劳动量——货币本身是一种虚拟的待交换的劳动量（这一点，在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已经说明得很详细了）。当某一私人资本更早地提供出可供交换的产品或者其劳动是作为既定的成果而可以交换，那么这时候这部分提前出现的待交换价值就是与全部的代表既存待交换劳动量的货币向对应。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提前上市的产品可以获得较高的成交价格。

这种追逐的另一个实现目的的途径是在其它资本相同时间内进入交换过程时，包含着更少的活劳动。

那些以为机器或者工具本身创造价值的人恰恰看反了。不是机器创造了价值，而是因为机器使得同等的活劳动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从而使得同样时间内，同时提供相同产品的使用机器的那一方使用了较少的活劳动。当一方资本所提供的等量产品中使用更多活劳动而遇到另一方只使用更少量活劳动时，他只能退出市场交换，因为机器本身不创造价值而只转移价值。也就是说，他的竞争方已经公开了这样一种场景，也许在这一次的交换中，即便市场出清，他未必能拿回全部投入机器的补偿，但他已经预付了机器所代表的劳动量。接下来是每一次的进入交换，都是对机器使用方的补偿，而对于没有使用机器的一方私人资本来说，他必须在每一次交换之前垫支对雇佣劳动的预付。但是活劳动推动机器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产品却多于全部使用活劳动的产品量。在用马克思说明必要劳动时间的例子来说就是“价值降低了”。

更通俗地、更直接地来说就是使用机器的一方，在提供等量产品时，用更少的价值量来挤掉了更多的价值量。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就是用少量的价值交换了更多的价值，然而真相永远掩藏在表象背后。只有只能看表面现象的人才会在这一步就以为等价交换的原理被破坏了。等价交换从来就必须是价值相等的交换，尽管这一交换过程是通过价格波动来过程性地实现的。

马克思在其纺织厂使用机器来降低产品价值的例子中非常通俗地说明了这一抽象的过程。但是也只有孤立地从而是把这一具体例子从整个《资本论》中割裂开来看的人才会以为机器生产就是必要劳动，从而机器的产量就必然是成交量。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无序状态，必然表现为众多独立资本的竞争。一方使用一定量的自有既定资本进行机械化生产，另一方可以通过信贷来聚集更大量的资本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从而在市场上把已经使用机器生产的一方给排挤出去。当市场上认普遍认为生产过剩时，那些试图再依靠信贷来更大规模地扩充生产的人就借不到钱了。而由于原本极度地扩充信贷和极度地扩张生产是以全社会必然消化掉这些产品为想象前提的，当资本家把全部的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归为己有而劳动者只能取得其全部劳动成果的少部分时，生产过剩就必然出现。只有完成了交换，实现了私人资本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品，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价值，也正是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

从来不是一种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具有价值，这时候其作为产品，只具有使用价值。只有当其是作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其才具有交换价值。然而实现交换价值的是交换的完成。在资本主义交换过程中，这一交换同时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所以，价值的完整性是以使用价值为前提，交换价值为过程，剩余价值为结果的综合性来体现的。

既然价值的完成本身就包含交换的完成，也就是成交，而又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因此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必然代表成交量。

黄佶的所有错误都在于他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路，一旦路是弯的，他就不知道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