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救援者，也是灾难的纪录者
关心灾难，但更关心灾难中的人

王健壮：博士记者说的故事

【联合报╱王健壮】2010.04.18 03:11 am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5544021.shtml

雪莉‧芬克（Sheri Fink）是史丹佛大学的医学博士，但她拿到学位隔天就飞到科索沃，那里正爆发一场战争；从这一天开始，芬克的身分就一直是人道救援者兼调查记者，她放弃了医师这个头衔。


她的双重身分让她见证了各式各样的天灾与战争，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芬克走过的足迹。她到过波斯尼亚与伊拉克的战场，也到过卡崔娜飓风侵袭纽奥良后，以及南亚海啸与海地大地震后的现场。

面对天灾与战争，她既是灾难的救援者，也是灾难的纪录者，她那本记录波斯尼亚战争的书《战争医院》，让她的双重身分首次受到举世瞩目；记录卡崔娜飓风后的那篇调查报导〈纪念医疗中心的致命抉择〉，更让她拿到今年的普立兹奖，雪莉‧芬克这个名字与她写的报导，也从此变成新闻史的一则传奇、一个典范。

芬克写《战争医院》前后花了五年时间，写〈纪念医疗中心的致命抉择〉不但也花了两年半时间，更花了四十多万美金，这篇调查报导长约一万三千字左右，平均每个字就花了大约40美元。类似这样大手笔投资，不论是时间或金钱，在目前新闻界中都是绝无仅有，大概也祇有芬克和她在ProPublica.com的老板，才会做出新闻界早已绝迹的傻事。

上个世纪的美国新闻史，几乎是几个世代调查记者所共同撰写的一部历史，从世纪初揭发屠宰业黑幕的辛克莱（Upton Sinclair），到50年代揭发五角大厦谎言的史东（I. F. Stone），再到70年代揭发水门丑闻的伍华德，以及从60年代开始揭发军情黑幕而持续至今的赫许（Seymour Hersh），都是不同世代的代表性记者，他们的调查报导也都有改变历史的影响力。

当然，共同撰写这部历史的还有许多女性调查记者。上个世纪初揭发洛克斐勒家族垄断石油工业内幕的塔贝儿（Ida Tarbell），就是最早的典范。另外，像芬克一样也具有博士学位，但最后却弃博士专业而选择当调查记者的也不乏其人，爱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与嘉瑞特（Laurie Garrett）就是最知名的两位。

爱伦瑞克是生物学博士，她在《哈泼》杂志当记者时，曾化身当了几个月的超市店员，写过许多篇劳动阶层辛苦挣取血汗钱的调查报导。嘉瑞特也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免疫学博士学位，而从电台小记者做起，后来替纽约《新闻日报》写过许多篇有关伊波拉、SARS、爱滋等病毒蔓延的调查报导，她在1996年也得过普立兹奖。

芬克与爱伦瑞克、嘉瑞特一样，都有博士级的专业知识，也都有站在新闻最前线揭发违背公义的道德勇气；她们跟伍华德那一代调查记者最大的不同是，上一代的调查记者偏重于揭发类似政治与权力这类社会上层结构的问题，但她们关心的却是被多数人忽略的社会下阶层结构问题，她们关心灾难，但更关心灾难中的人，灾难中人的处境与抉择，就像芬克说的：「那些幸存者因为信任我，而告诉我他们生命中最艰难时刻的故事，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世人，就是我的责任。」

就像每个好的调查记者一样，芬克说的故事，灾难中人与人性的故事，终于得到了共鸣。